潘迎华：英国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与女权主义兴起

发布时间：2012-12-02 作者：

    英维多利亚时期传染病法使妇女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



    立法网实习记者  小蚕

    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潘迎华在《史学月刊》上撰文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导致世界女权主义的兴起。

    文章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卖淫现象非常严重，已被公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公害”。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所谓“堕落的女人”便成为“牺牲品”。

    1864年政府通过《传染病法》，规定11个军队和港口市镇（后来增加到18个）的妇女，都被作为卖淫可能者。任何到公共娱乐场所与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妇女都必须登记。1866年又通过第二个《传染病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真实证据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怀疑卖淫的妇女，把她带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让她做任何检查，并把她当作卖淫妇女来登记；一旦发现她传染上性病，就予以监禁三个月，后来扩大到九个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强制这一法律的执行。

    官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妇女为了物质利益，会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妇女有责任对这一社会犯罪行为负责，而男人仅仅满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对此负责。针对如此歧视妇女的法案，全国各地的妇女掀起反抗运动。

    约瑟芬·巴特勒领导组织了“社会纯洁同盟”，妇女活动家鲍托为此投入全部的家产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个会议和大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像鲍托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产生统一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协会”。

    女权主义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义理论。她们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同时，她们又把保护女权与维护国家公民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反传染病法就是维护公民权的斗争。激进主义者已开始研究政体机构权力扩散问题，提出保留个人意见、个人自由，是社会物质进步的前提。并对国家行政管理惯例、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评，如：军队问题、私生子的扶养问题等，把废除《传染病法》与铲除国家暴政联系在一起。

    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妇女第一次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它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角度论证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二是对医学界的男人抱以怀疑，动摇了对政府立法机构的信任。三是她们从中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

    巴特勒提出，非成年人与女性的个人自治，只能在男性价值和国家机构重建之后才能实现。因为，改革后的议会不能保证女性的权益及女性的个人自治权，国家还是受专制主义的威胁。所以，政府只有进一步扩大民主，保证所有公民的自治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此影响下，19世纪70-80年代，许多妇女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争取妇女选举权及其他事务中去，把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事业推向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