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红四军白雀园肃反与严重的纪律问题有关

发布时间：2013-01-15 作者：

    在农村诱奸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



    立法网实习记者  小蚕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永在《近代史研究》上撰文指出，1931年秋冬的红四军白雀园肃反发生的原因，除与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有关外，还因为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

鄂豫皖红军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色彩　

　　鄂豫皖红军不像中央红军那样，含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色彩。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进入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和彭杨军校。军长为旷继勋(后为徐向前)，政委为曾中生。各师师长分别是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和徐向前，彭杨军校校长为蔡申熙。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多]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为]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以]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

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同样的问题。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向发展。＂当年的革命者多有一些“英雄”气概，如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沈泽民在1931年6月的扩大会议上即准备就纪律问题展开斗争，但张国焘觉得下车伊始，不宜马上批判当地干部。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还是明确提出：“一部分红军干部及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严重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要引导到红军脱离群众，应当严格纠正”，并且指出“党的组织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对于这种行为不加纠正，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以后同志中犯此错误者，应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还提出：“反对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的昏乱行为，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

鄂豫皖红军有些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

　　鄂豫皖红军的有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改善。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几乎一度脱离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等3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为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当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第一次会合以后，由于三十二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

商城发生8名党的主要领导人被迫连夜出逃

　　1930年1月，在商城发生8名党的主要领导人被迫出走的严重事件。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师攻下商城后，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和中央派来当师长的刘英等来到商城，准备整编三十二师，调原师长周维炯到上海受训，改由刘英担任师长。不料在会议中，参与杀害二徐及戴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人极力煽动阻挠，控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孔文彬接到秘密报告：“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等已开会几次，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结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师委书记郭天民、师长刘英、县委书记孔文彬、党代表吴荆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等8人连夜出逃。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出逃以后，在1930年2月关于商城三十二师的报告中提到：“师委常委刘殿元(1928年从苏联回国)同志，现在工作非常不好，英雄思想很浓厚，总想带兵。上一次交一个中队给他指挥，他又随意退却，影响整个阵线；在农村诱奸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当攻下商城的时候，同志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这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

　　1930年春红一军成立后，三十二师改编为二师，三十三师改编为三师。鄂豫边特委的综合报告提到：“二师是由几个同志在商城民团内工作，拖出来一部分”，“利用‘帮’的路线收编一些小股土匪，所以二师的成份，十分之六是农，十分之四是土匪。同是军队的性质，末[了]成立封建的组合、部落的组合、姓氏的结合、‘帮’的结合等。负责人互相发展私人势力，互争领袖等，因此以前有排斥外来同志等行动。”“三师开始是二师在六安、霍山游击，缴了一些武装交给六安编成游击队，后又收编了一部土匪编成的，士兵成份，内面大部分是农民，小部分是土匪。”“一师因为士兵的成份较好，在群众中的行动较好一些，二、三师参加[杂]土匪成份，到处行动不好，如买东西不给钱，偷农民家的东西等，弄得农民说二、三师是土匪”，“二师尾大不掉，故意与军部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