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军事造诣到底有多高？

发布时间：2018-09-10 作者：罗斯·特里尔

    42年前的今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诗人、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去世。

    他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10分钟珍贵视频：他如何评价自己和当时的中国
 

    1931年夏天，毛泽东写了他最抒情的词之一—— 《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对如此令人激动的诗句来说好像太平淡了：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和朱德或许能击退蒋介石，但是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困难得多了。1931年这一年对毛泽东来说是有吉又有凶。他把人民战争付诸实践，很有成效。但是中共党内的形势却是不祥的。

    毛泽东利用党内多变的情况而享有运作活动的空间。中共的总部远在上海。江西苏维埃政权是新形式的政权。一段时间里，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大多数方面不受党的权威的制约。1931年军事危机的气氛延长了它可以自主的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瑞金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这是共产党至此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在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的1931年11月7日清晨，610名代表在开幕式上举行了游行。

    28个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是一股力量，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个脆弱的政权把中国中南部的几十个苏维埃——大多数都很小——联结在一起，进行有希望的合作)这是到此时为止毛泽东得到的最动听的头衔。他是一个政府的首脑，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政府或这位主席的存在。他被夹在两个副主席之间，其中之一是张国焘，他是地主的儿子，毛泽东好像总是跟他意见不一致。此外，毛泽东失去了对军事事务的直接控制权。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加强了他们对中共古怪的组织结构的统治。1932年，他们采取了合乎自己逻辑的一步。中共总部从上海搬到江西，这里是中共精神最活跃的地方。这对毛泽东是个打击。“从1931年到1934年，”他后来宣称，“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28个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有什么可反对的？争论的主题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和土地政策。在落后的中国，枪杆子和农民群众在革命的未来这一天平上的分量是最重的。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政策或土地政策上，都没有远离李立三基于书本的夸夸其谈。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中，毛泽东只是个农民游击队员，他的队伍有点像游民的乌合之众，他战术上的灵活性——“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他们看来是完全无视占领根据地。“要占领关键城市！”他们这样叫喊，就好像从未发生过1927年和1930年那样的事。

    在江西，毛泽东修改了他的土地政策，以适应其人民战争政策的需要。“鱼”需要“水”，没收财产应该有分寸，不可疏远中农。对于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绝望地摊开他们优雅而年轻的双手是件很容易的事。毛泽东采取的是一条“富农路线”。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10年没有任何记忆，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受过伤。但另一方面，他们说的并非不真实。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批评在技术上讲是有根据的。

    毛泽东确实把封建的现实(例如氏族)织进了他农村领地的挂毯之中。

    毛泽东甚至在语言上也与28个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他认为只是把“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音译成中文是没有意义的，对普通农民来说，这是天书。很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某个人的名字，而布尔什维克不像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尽量少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而对“苏维埃”，他选择了一个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含义更具体的词：“工农兵代表会”。

    到1933年，毛泽东受排挤，不能再参加制定政策(虽然他保住了政府头衔)。40多万蒋介石部队开始进行第四次“围剿”，但这次不是毛泽东负责反“围剿”。

    负责人是周恩来。1932年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已取代丧失信任的毛泽东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在这些年里，周恩来没有站在毛泽东一边。他相信阵地战，当时的口号就是“御敌于国门外”。

    他觉得毛泽东偏执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言辞之战。周恩来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愿意顶着28个布尔什维克汹涌的潮流游泳。红军击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这次胜利究竟是周恩来在28个布尔什维克启发下采用的方法所取得，还是毛泽东、朱德战略的残留影响的结果，这是中共历史上莫衷一是的争论话题。无论如何，这次胜利加重了毛泽东的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此后被认为像自动化时代的手动纺车一样过时了。

    1933年4月召开了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的会议。会议在毛泽东军事声誉的棺木上又钉了几个钉子。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得了疟疾，挫折又一次把他引向病床。

    那个基督徒医生来了，命令毛泽东住四个月的医院。他不到四个月就好转了。不久，他就责备傅连暲点的菜太浪费：“我们绝不可忘记现在在打仗。”这次是医生看上去生病了。“突然，”傅回忆说，“我的脸红得像个胡萝卜。”

    1933年，毛泽东写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出自毛泽东笔下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写这个话题。毛泽东失去军事事务的控制权以后，就以学徒般的认真态度致力于基层的民间事务。

    他骑着马巡视苏维埃地区，计算粮食的担数，组织食盐走私小组到蒋管区偷可能得到的咸盐。他倾听农民讲话。

    中央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把红军建成一支100万人的部队(在1933年初还不到50万)。它计划在每个根据地周围都建起土墙，称作“铜墙铁壁”。毛泽东提醒说，这样建设部队会从农田里夺去所需的劳力。他还认为这些墙会把红军锁在阵地战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他在讲民生问题的一个报告里问道，“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的侵略乌云又开始笼罩中华大地。它像遮住太阳的一片乌云，使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作战显得十分古怪。他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难道这比保护中国不受外敌侵略更可贵吗？

    东京迈出了侵略它庞大邻国的第一步，这被微妙地称为“九一八事件”。这件事最初的结果是稍微分散了一点蒋介石“剿灭”红色分子的注意力。它的长远影响的确是重大的。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没有退潮。在中共领袖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农民集会上讲反对帝国主义。他警告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情之一，是和外国人结成同盟，并敞开大门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1932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对日宣战。这在当时让人(中华苏维埃之外听到这话的少数人)听了发笑，但是十年以后，这看上去就像是天才的一笔。

    但是毛泽东是有眼光的。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方案，不是俄国革命的重复，并不是“另一个十月”就可以概括在江西山区里流汗流血的目的。他关于世界革命的梦想并不清晰。中国是底线。如果中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没有什么比挽救中国更重要。中国没有了，那么一切关于革命的谈论就只是没有根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泽东开始侧重于一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他没有必要的权力，只能进行一些思考。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对日作战的声明。的确，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一点民族主义的意思，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进攻的主要意义，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在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优秀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第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作战，而不是和中国同胞共产党人作战。他向中共伸出了试探的触须。中共犹豫不决，对待福建造反者，内部有不同的态度，从不冷不热到完全仇视。王明在他莫斯科的巢穴中谴责蔡廷锴：“要想让我跟他握手，除非我能向他脸上啐一口痰。”中共还没来得及对蔡廷锴稍作援助，蒋介石已经设法把英雄的第十九路军消灭了。毛泽东肯定同情蔡廷锴。他希望有一个广泛得足以包括一切不反动的非共产党爱国者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回顾这些时，他说中共没有与蔡廷锴联合是错误的。

    1934年1月，毛泽东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席——尽管到现在只是个有名无实的主席——因此他得宣布会议开幕。他盯着挤满了一千名代表和用红绿旗子装饰的大厅。他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的标语。一排礼炮和一阵焰火启动了会议议程。

    毛泽东做了一个简短而又古板的演说。演说缺乏他特有的清楚明了和独创性。大会的所有决议都是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事先做好的，而这次会议毛泽东不是没有参加，就是没留下什么印记。

    第五次“围剿”已经在进行，但是毛泽东只是个旁观者。战斗计划是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最终解决问题，因而转向希特勒求助；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将军现在是他的顾问。在28个布尔什维克掌握下的中共几乎同样急切地讨好外国人；对蒋介石的抵抗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指导，他是德国共产党员，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革命的最新的礼物。

    代表大会沉浸在王明空洞的乐观主义之中。直到此时，李德操纵的战役进行得还不错，毛泽东只得把他对当时正在实施的阵地战的怀疑憋在肚子里。他在主持大会时是个任期将满而已经落选的人，没有人对罢免他的主席职务感到奇怪。但是，他甚至没能继续担任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残酷的重挫，因为他已经连续三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蒋介石开始达到他三年都没有达到的“围剿”目标。如果敌人可以破门而入，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梦想就会很容易地变成梦魇。这就是实际在发生的事情，表明了阵地战的愚蠢。李德重视领土超过军队，结果他两者都丢了。

    1934年的春天并没有给瑞金带来欢乐。冯·西格特建起了碉堡和将碉堡联系起来的公路。这一计划见效了，因为共产党人也选择把自己圈了起来。但中共太弱，装备太差，不适合这样的战略；红军的机动性不足，不能一个一个地打击国民党军队中脆弱的部分。而且国民党能对陷入困境的、给养困难的共产党人施以可怕的经济封锁。

    到了8月，中共所属的70个县只剩下6个，甚至长江也落入国民党手中，很多红军军官牺牲了。毛泽东几乎不可能做什么，他也不说什么。有人说他的处境像西方理解的那样———从1934年仲夏开始，他就蛰居在瑞金西边于都山区的一个农舍里，被“软禁”了。

    有一天晚上，朱德部队的一名军官来跟毛泽东聊天。他带来酒和一只鸡，这确实是那个困苦时期里的美食。他们大吃了一顿。

    在毛泽东的农舍院子里，他们坐在柳条椅子里一口一口地抿着剩下的酒。当谈话转到缅怀往事时，毛泽东叹了口气，对这名他很熟悉的军官说：“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试图回到书本中。他随意作些笔记和批注，他写诗，而诗是他回归永远忠贞不贰的大自然的养心胜地，他教警卫员认字。但是，他不能使自己的精神解脱出来，总是惦记着美丽的山峦之外那些可怕事件的发展进程。在一个凄凉的时刻，他又病倒了。

    他体温高达41度。这一次疟疾发作差不多跟1929年与死亡搏斗的那次发作同样严重(虽然博古轻描淡写地说他得的是“外交病”)。从8月的一天到9月底，他都病得很厉害。除疟疾之外，他还得了肠痉挛的毛病。他一定想过他是否还能好起来。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有一天，傅医生弄来一只烤鸡给毛泽东吃。毛泽东是个要求不高的病人，他反复地说，对他来讲，有个护士就够了，用不着医生了。他拒绝接受这只鸡。他让傅医生自己把鸡吃了。

    毛泽东硬是从傅医生的病床上站起来，恢复了健康。他9月底离开于都时发现世界已破碎了。不过混乱也提供了一个不受人约束的机会。毛泽东当时很不被重视，但他还有牌可打。他是当时28个布尔什维克路线理所当然的“反对派发言人”。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赢的非常漂亮，他差不多确实铲除了中国的“共产主义灾难”。中共决定放弃江西。

    毛泽东觉得这个决定过于“草率”。然而，决定是博古和李德做出的，而不是他。红军残部要向西北行进，希望同贺龙领导下的一个湖南的苏维埃相会合。面对事态这种痛苦的转折，28个布尔什维克只能感到羞愧。毛泽东这才好不容易回到刚刚成立起来指挥撤退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他东山再起的小小一步。至少和他差不多所有的同事比起来，毛泽东不那么应该受责备。

    红军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条没有舵的船。8万士兵(加上几百名妇女)不知道他们正走向何处。他们许多人一定认为，他们只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都有心伺机叛逃。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周以后，莫斯科发来无线电报，叫中共从江西撤离。除每个人都要携带的够三天吃的大米以外，毛泽东还设法带了一匹马(是早些时候战胜一支国民党军队而得来的战利品)、一把伞和一捆书。

    他没有带他通常装文件和地图用的那个破旧的小文件包——在他同事的眼中，这是他的标志。这很奇怪。他周围的人把不带那个小包看作是毛泽东悲观情绪的迹象。

    潮流那遥远的尽头已开始转向对毛泽东有利，但这只有很敏锐的眼光才有可能在1934年灰暗的最后几个星期看得出。

    确实，他在党内的对手失去了一些势头(虽然博古和李德在长征开始时仍在掌权)，但是就中国整体的关系来看，共产党人就好像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那样不能预示未来。

    中共党外的大多数人(肯定还有党内的一些人)认为，在1927年的失败和江西根据地遭肢解以后，中共大势已去。长征最初悲惨的几个月并没有改变这种预兆。

    对毛泽东来说，他曾是这个根据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现在要弃之而去，真让他太伤心了。另外，留下来的人——理论上他们的任务是抗击国民党，但实际上不可能期望他们能活下来。

    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是其中之一，他在任何场合下，都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在1932年和1933年被贬抑时，泽覃曾受到责备，而在毛泽东1934年实际遭软禁期间，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五个月之内，泽覃就死在敌人之手(不走运的前领导人瞿秋白也遭到同样命运，他留在江西主要是因为患了肺结核)。

    毛泽东还留下了子珍所生的两个小儿子。红军的规定是，只有年龄大到能行军的孩子才能随队撤退。毛泽东这对刚会走路的孩子，托给一家不知名的农民照看。他此后再没有见过他们。

    子珍是从始至终参加了长征的35个中共领导人的妻子之一。长征开始的时候，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期间怀上的。艰苦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来说太残酷了，实际上也毁掉了这桩婚姻。长征结束以后采访共产党人的一位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泽东，他是否曾发现自己处于少数而不可能得势的情况。“是的，我曾是少数派，”毛泽东回答道，“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是在进行过程中才逐渐成形并有了策略和目的。长征在它结束很久以后才被人称为“长征”，在开始时，那只是痛苦的撤退。“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毛泽东后来告诉罗伯特·佩恩，“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

    在行军的每一个阶段，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生存下来。长征面临四个依次关联的任务是每天必须考虑的：突破在江西的困境；与西边的一个或多个其他苏区会合；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再建继承江西苏区的政权；在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

    中共领袖们只是在第一项任务上不吵架。这种不团结的破坏性的确太严重，所以长征还有第五项任务，虽没有明说但却至关重要，就是为中共建立新的领导机构。

    长征中与敌人第一次大的遭遇战，发生在毛泽东童年之梦的湘江岸边。面对蒋介石强大得多的军事机器，并因为蒋介石准确地预计到红军向西北的行军路线，中共显然损失了多达五万余人。受伤的人由于极度疼痛而把衣服塞进嘴里，以便抑制住喊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差不多一半的红军。渡河的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李德发起新的挑战。残酷的事实是，红军不可能实现与湘北贺龙的苏维埃相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已经安排了六倍于红军的部队对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挺身而出，提出一个新计划，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一轮犀利的批判。

    红军应该向西南进军以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力量较弱的一个省份，然后与川北的一支共产党军队会合。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压倒了李德向北行进的主张而获胜。

    同时，毛泽东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大胆发言，指责因两个错误战术而造成湘江边的巨大损失。博古和李德划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才让蒋介石有可能埋伏在那里等待红军入套。

    毛泽东还抱怨说，共产党人没有运用佯攻这一战术。他们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本应合乎逻辑地使用这种佯攻战术。共产党人也没有表现出对战士地方情感的体谅，或意识到当地地形的多变。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行军负担太重。它携带着一个政府的全部家当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家具、印刷设备和一整套文件档案，在重压下蹒跚行进。

    毛泽东在这点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共是个临时处于转移中的国家政权(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疏散而缓慢成熟起来的政治运动，把回归土地作为以渐进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步(毛泽东的观点)。

    有一个细节最能充分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在行军的最初几个月里，红军事实上根本没有准确的地图。他们的确坚持要携带一切装备和文件，但博古和李德却没有想到要带上一把提高自己行动准确性的钥匙。(当一个瑞士传教士被捕并被控帮助国民党办事时，他通过帮助红军指挥员们察看一份法语的江西省地图而缓解了自己的困境！)

    当然，28个布尔什维克缺乏军事经验，甚至不及毛泽东和朱德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积累起的经验的几分之一。博古在193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时，还从没有在战斗中放过一枪；长征开始时他只有26岁。李德——虽然他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打过仗，而且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

    参加长征的人54%在24岁以下，和他们比起来42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只有4%的人超过40岁；甚至还有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担任司号员、勤务员、打水员、通信员或者做其他普通事情。

    最初的损失是由28个布尔什维克造成的，毛泽东不应为此受责备。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并非一夜之间就赢得了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在湘江之战以后的数周中在稳步增长。

    他开始在政策上有了自己的影响力。文件烧掉了，家具扔进了山沟里，多余的枪支送到当地可靠的农民手中，大大精简的运输队只在夜晚行进，避免成为敌人的目标。

    每一项行动都要事先向部队解释清楚并概括为一句简单上口的口号；在许多村庄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使命并招募新兵；鼓励有艺术才能的战士编出歌舞节目以吸引当地观众：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手笔。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派到两座显眼的山顶上，并受命在开阔地上暴露出来，以便看起来显得比实际的人数多。国民党确实把这些忙碌的战士当成了红军的大部队；被共产党截获的国民党一条无线电通信中得意地说：“红军主力已被包围，无可逃遁。”而在此时，一支大得多的共产党部队从背后发起了对国民党的进攻。

    这次非常有毛泽东特色的声东击西战果可观。“整个行动，”一位将军回忆说，“就像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猴子耍弄一头牛。”

    这样的战术让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水流湍急、两岸是巨石峭壁的乌江，从而进入贵州省的中心地区。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他真正的对手正在浮出水面，于是飞到省会贵阳亲自指挥20万特别部队作战，以阻止红军经过贵州向四川这块富庶的宝地前进。

    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抗的形势正在成形。红军占领了富饶的遵义古城。这是通过一条巧妙的计策完成的，从而使朱德、毛泽东的队伍获得了魔术师的声誉。(红军需要运用智慧：在贵州，敌人的杂牌军与红军的力量比例是100比1。

    首先，共产党占领了遵义30里外的一个村庄，抓了俘虏，这些俘虏是这个计策的关键。红军审讯人员用哄诱和恐吓相结合的方法对付这些人，给了他们一些银元，还诚恳地告诉他们“苏维埃道路”(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当时的表述)的优越性。

    共产党很快就获得了他们所知道的关于遵义驻军的每一个细节——还有他们的军服。接下来的部分既应记入中国的战争史，也应记入中国的戏剧史。

    那天晚上，红军假装成刚打了一仗返回的国民党部队，煞有声势地向遵义行进！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说着当地口音的土话，甚至让司号兵吹着军号走在前边，大摇大摆地宣告他们的到来。

    当天夜里，天气恶劣，一片漆黑，他们到达城门楼并开始与守军卫兵对话时，被当成是友军。他们解释说，他们在和赤色分子的战斗中失去了连长。卫兵还没来得及怀疑，共产党士兵已经进了城门，他们端起刺刀大叫：“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毛泽东在一个小军阀讲究的小楼上的房间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床。

    一连12天，他在这座有公园有宫殿的优雅城市里，睡在一张软床上，好好休息了一下。贵州很大一部分从一个军阀手下得到了“解放”，红军现在已准备好包围四川。

    毛泽东在遵义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毫不拖延地在那个小军阀的家里召开了一个会议；他转变了形势，压倒了28个布尔什维克，并重新定义了长征。

    毛泽东是个可信赖的领导人，因为他和朱德一起在江西早期反“围剿”的战斗中有良好的记录。毛泽东胜利了，但是他之所以此时胜利，是由于28个布尔什维克已明显地失败了，并且也由于有几个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决定抑制住他们对毛泽东的疑虑。

    博古作了一个报告，开启了会议议程。周恩来接着发言。然后毛泽东发言批评最近的军事路线，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立场。重要的是，后来周恩来转向支持毛泽东。“一直以来，他都是对的，我们应该听他的。”周恩来谈到毛泽东时说。他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并敦促让毛泽东来领导。

    毛泽东没有成为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担任这个职务，他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但对博古和李德持批评态度。毛泽东得到的是在政治局常设委员会中占据一席。在军事事务方面，从技术上说，他是次于周恩来的二把手。在1935年还不存在中共主席这个后来成为最高职位的职务。然而，总书记的职务也不再是此前那样的最高职位。中共在遵义会议之后模糊的领导结构，在北京官方的历史中也反映出来：他们提到毛泽东时，只说取得了“领导地位”。邓小平以书记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新的权力，基本上是在军事方面。至少在长征过程中，枪杆子是通向一切权力的关键。他成为共产党五个最高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五人中上升最明显的人物。这使他对红军将领们的权力，比他在井冈山或江西时享有的权力大得多。朱德仍是红军总司令，并继续保持与毛泽东相当稳定的一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提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读来就像是对他钟爱的全部军事思想的总结。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

    对犯错误者应予以教育，而不能私下处罚，

    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和艰险。

    在遵义市天主教教堂里为解释决议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为未来几个月提出一个口号：“北上抗日。”

    在遵义的那12天，长征从精疲力竭的军事撤退，转变成既有革命目的又有民族目的的政治行动。

    另外一点也很清楚了，中国革命已经走出莫斯科的阴影。斯大林现在有比对付四处流窜的中共更重要的事要办。他也不可能想象一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军队能够革命。

    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共第一次由一个不敬畏苏联的人领导。权力向毛泽东倾斜，恰恰发生在与莫斯科的联系极为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间的来往通信几乎完全消失时，这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仍然景仰十月革命。30年以后，当他按照自己的信念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说苏联的好话时，他告诉安德烈·马尔罗，当时向西北进军的一个理由是“以能与苏联接上联系”。但是，对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的重心仍然是在农村。另外，在党内和军内，毛泽东的组织方法，总括起来就意味着抵制斯大林主义：就他对人进行改造的信念而言，以及就他灵活的、本土主义的、强调思想因素胜于物质因素的军事战术而言，尤其如此。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到达陕北并从那里开始抗日。此时他要努力与川北的张国焘部队会合，并在那个了不起的省份建立一个苏区。行军重新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看上去很是整洁帅气。一个警卫员注意到，他在遵义弄到一件非常合身的灰色上衣。

    在他个人的行李中永远都有那把伞和一些书。

    他经常通宵工作，但也有时候会旧态复萌，在吊床上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他总能依赖几个年轻人做助手，包括一个秘书、一个护理员和一个也是兼做贴身服务员的警卫员。

    警卫员二十多岁，叫陈昌奉，他逐渐地理解了毛泽东的准确要求和喜欢独处的习惯。在停下来准备过夜时，毛泽东会立即要开水喝。如果形势需要通宵工作，他会坚持让别人帮他保持清醒。陈昌奉必须迅速准备好一个工作的地方———一个山洞或者哪怕是一块干净的石头。

    有的时候，毛泽东发现有机会奢侈一下。他的工作人员就会很高兴地为他安排在地主带院子的家中睡觉和工作一两个晚上，床上有稻草，桌子上还有难得的文房四宝和电话。

    对毛泽东来说，找到一些香烟就足以使哪怕最灰暗的日子也明朗起来。

    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使天空变成深红色的挂毯，把毛泽东的上衣从灰色染成橘红色。满月下，一堆乱石突然变得像一对正在争斗的龙。在漆黑的夜晚，一支部队用松枝做成火把，用以取暖并照亮峡谷间的小路，山坡呈现出魔幻般的雄伟景象。

    毛泽东把这样的时刻描述在他的诗词中。他觉得自己“离天三尺三”；他把纷纷落下的雪花看作“飞起玉龙三百万”；他把河流湍急描绘成“人或为鱼鳖”；连绵起伏的山峦在他看来是“原驰蜡象”。

    在长征中，毛泽东的确找到了自我。尽管极端艰苦，有人生地不熟的挑战，一度与死亡擦肩而过，再一次发生令人心痛的党内争斗，还有几次艰难时刻，红军能否生存下去都似乎成了问题，但是，在十个月里艰苦跋涉两万五千余里，使他充分发挥了他独特的才干。

    看似矛盾的是，这不是他退至个人情绪小圈子的阶段之一，反而是他成就公众事业的时候。他孤单一人，然而又系于集体使命之中。虽然子珍参加了长征，但在这十个月中间，她几乎没有陪伴毛泽东。那些在身旁为毛泽东服务的人，在他们很详细的回忆录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她。他和活下来的弟弟泽民，也没有经常的接触；毛泽民负责看管钱款、文件和装备。

    另一方面，毛泽东还很少像长征途中那样写那么多诗词。“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20年后他怀旧地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他的诗句表达了大自然与历史的结合，这一点就是毛泽东最终成为革命家和亚洲首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秘密。

    他把山地看作一系列战斗的一部分：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似乎在土地中为革命找到了证据，就好像长征所经过的这11个省份的生活和地貌，为毛泽东提供了新的权威，取代了莫斯科的权威，使毛泽东能够做出他一心要对中国的面貌想做的改造。

    长征结束时，他甚至引出一条山脉，作为超出中国自己的革命之上的世界和平的景象：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战役之间，毛泽东是自己国家广阔地域的探险者。他见到了他20年前读到过的寺庙和大山。之前，他曾经离开中国南方到北京去，但他在那里没有感受到自由精神。现在的旅行他可以自己做主；他把山河当作锤炼他新的革命风格的熔炉，当作他的生身之地。

    毛泽东在1935年最真实的形象是放眼远眺的诗人；是以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远见研读地图的战略家；是一位领袖，他远离家人或朋友，和他的热切而年轻的警卫员像哲学家那样交谈，或花15分钟教他的秘书几个生字。

    他在大多数的伟大时刻都是独自一人，但也像山脉一样是公众的。在他充当中国的摩西的一年中，他与土地神交，似乎不需要妻子、朋友或顾问作为中介。

    四川比毛泽东预料的更难啃。蒋介石在现场事无巨细地指挥着大规模的部队与红军作战。他在电报里对他手下的军官们说：“此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些军阀也鼓起劲来进行非同寻常的强力防御。

    而张国焘却放弃了在四川北部的苏维埃，悲观地向西藏的无人区撤退，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在危难时刻对红军的背信弃义。这意味着，毛泽东在他向北渡过长江的大规模行动中，不可能从张国焘很有实力的第四方面军那里得到任何帮助。这让蒋介石能够把毛泽东的长征队伍挤压进由几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交织成的网中。

    在去往四川的精疲力竭的行动中，红军来到茅台镇，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劲道十足的高粱酒的故乡。共产党人发现自己处在酿酒作坊里，周围排着一百个大桶，每个桶里装着20担酿造的酒。

    红军的年轻人不习惯这种类型(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奢侈品。有些人以为桶里的液体是洗澡用的，他们把饱受折磨的脚泡在里面！李德懂得多一点，很快就有醉意了。

    只是由于毛泽东精彩的佯攻，红军才避开了蒋介石的围堵。看来，这时最好是向西迂回进入云南。毛泽东假装进攻贵州省会，在这里，蒋介石的人已经非常舒服地安顿下来，等待最后的胜利。“如果我们能把敌人诱出云南的话，”毛泽东在派遣牵制敌人的部队时说，“我们就能打赢这场战斗。”红军做到了这点，1935年4月，毛泽东率领他的队伍进入云南。

    毛泽东遇到一个灿烂的春天，这个与越南交界的地区以“四季如春”闻名。稻田因新苗而生机盎然，野花和蝴蝶把山野装点得五彩斑斓。但是，他只能满足于匆忙享受一下长征中第一个和暖的天气。因为蒋介石就像云南盛开的花丛中追逐花蜜的蜜蜂，已经在省会昆明迅速集结了10多万可供调遣的新装备起来的部队。

    毛泽东向昆明发起佯攻。这让他有机会渡过长江，长江的这一段被称为金沙江，是云南和北面的四川之间的分界线。金沙江流过岩石裸露的山岭，落差达每公里约3.4米。蒋介石深信他已把红军钉死在条件恶劣的金沙江岸边了。他命令将靠近红军行军路线各地点的渡船全部烧毁。

    但是，毛泽东的机智弥补了他的队伍在兵力和武器上的不足。当林彪率领的一支部队向昆明佯攻，另一支部队在蒋介石的监视下开始费劲地建造一座竹桥时，毛泽东把一个营派到西边很远的一个渡口。在这里，伪装战术使共产党部队开始冒险抢渡金沙江。

    一支先头部队打扮成警察、国民党侦察兵和因税务事宜而出行的人，坐着颠簸的船划过了湍急的水流。他们溜达着进了当地驻军的院子，发现军人们正着迷地打麻将，这些人的枪毫无威胁地靠在墙边，于是他们解除了这个地方所有的武装。工于心计但不够细心的蒋介石，没有想到要把这里的船也烧掉。接下来的九天里，六条大渡船把红军送过金沙江，进入四川。

    红军进入了一个非汉族(所谓少数民族)部落聚居区，他们的生活方式像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地形一样蛮荒。毛泽东对待他们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

    一个与毛泽东有交往的人(他在长征中失去了双腿)后来对埃德加·斯诺夫人说：“这些倮是头等的剥夺者，发现在这方面有人比我们还厉害，我们并不觉得很有趣。”

    他坚持主张，他的部队要尊重部落民。即使对喜欢强取豪夺的倮(一个彝族部落)，红军也要为得到的每一只鸡和每一两粮食付给他们银元。这是由于毛泽东真诚地相信，少数民族在旧中国受尽欺凌，在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应该成为完全平等的伙伴。

    但是，毛泽东也在部落之间的纷争中渔利。他使用的方法让人想起他在井冈山上对付土匪的手段，并预示了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力量均衡战术。

    毛泽东评估了一下情况，有白倮和黑倮，他们之间的仇恨程度不比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仇恨程度小。依靠黑倮更适合他。他对他们讲道理说，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坏人，就像不是所有的倮都是坏人一样。他建议黑倮和红军结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白色汉人(蒋介石)。

    不久，毛泽东的一个将军就和一个当地的首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向一个倮女王磕头，以确保在给她200支枪和1000银元以后，她就允许红军穿越她那可怕的领地。

    如果这就是毛泽东主义，不管28个布尔什维克会怎样想，它至少是有效的；几百个倮加入红军并完成了后续的长征，到达中国的大西北。

    长征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渡河行动可能是全部军事史中最令人敬畏的。蒋介石决心把共产党挡在大渡河以西，在那里他们极可能在西藏东部的冰天雪地中灭亡。在这个河畔，甚至《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们据说也遭到了惨败，伟大的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在19世纪60年代也有同样的遭遇。这两个故事都是毛泽东所熟知的。

    蒋介石飞到重庆，再次亲自指挥对共产党的“围歼”。他的飞机向红军散发传单，说毛泽东就要“步石达开的后尘”(这位太平军首领在惨败以后被处死)。

    大渡河太凶猛，一般不通航，即使用渡船横渡也是一种与急流的冒险赌博。唯一的一座桥稳固地掌握在国民党手里。

    泸定桥看上去像是杂技演员走的钢丝。它由13根铁链构成，两头用水泥固定在山崖上，铁链距下面的激流大约60米。无数的木板一块挨一块地铺在长长的链子上。

    国民党表示欢迎的方式，是把共产党这半边桥上的木板都搬掉，只留下赤裸裸的令人生畏的链子。为了把敌人进一步搞这种准备的时间减到最少——毛泽东相信贻误时机让以前的造反军队损失惨重——红军战士在难以想象的24小时内，走完了他们向泸定桥前进的最后120多公里路程。

    一小股先遣部队的殊死任务，是像猴子一样一根链子一根链子地荡悠着向前爬，手榴弹和毛瑟枪绑在背上。然后，如果还活着，他们就逼近并进攻另一半桥板尽头的国民党桥头堡。当然，他们大部分罹难了，被国民党子弹击中后掉进水里。但是，第一批22人中有5人前进到足以开始把手榴弹投进敌人堆里。

    那天下午，在大渡河畔，精神确实战胜了物质。其他战士跟上了5名幸存者，力量壮大了起来。国民党惊慌失措，用尽一切办法，也无济于事。他们开始试图拿掉桥上他们这边的木板。这太慢了，于是他们又试图浇上煤油把木头点燃。

    但是，毛泽东的部队争先恐后涌了上来，好像被强大的吸引力牵引着勇往直前。越来越多的部队从链子下面荡悠过来，这时飞来的子弹也少了，他们一边跑过着火的木板一边令人心惊胆寒地大声喊叫着。就好像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敌人甚至在失败还没有落在他们头上之前，就慌里慌张地逃离了阵地。大约有100名国民党军人当场要求参加红军。

    志愿先遣渡过大渡河的全体战士都在25岁以下。

    长征勉强结束后。毛泽东翻过六盘山进入了紧靠长城南侧的陕西。共产党员徐海东(已经在这个地区)麾下的一支小部队欢迎了这些形容枯槁的幸存者。毛泽东走向前去，平静地问：“你是海东同志吗？”的确是徐海东。长征的艰险和英雄主义结束了。

    毛泽东渡过了24条河，翻过了18座山，遭遇的天气一会儿是酷热，一会儿是严寒。他到达大西北的黄土高原时，带来的队伍只有一年前离开江西时的十分之一。

    在当时的心情下，毛泽东只是淡淡地说：“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那天夜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在黄土窑洞里。

    长征“创造”了毛泽东，使他成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的人。它把他置于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边缘，为他提供了一支铁打的队伍。

    在1935年末，中共的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然而，长征具有深刻的影响，远远超出把红军运送了相当于美国宽度两倍距离的物理结果。长征对于毛泽东的中国来说，其意义就像走出埃及对于以色列一样。它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人群，锻造成一个对其事业具有坚定信念的强有力的队伍。

    这个行程具有宣传功能。通过穿越两亿人居住的国土，战士们宣传了他们的事业。毛泽东坚持主张，如果一夜的停留不能做别的什么事，至少可以有时间教一些农民写“打土豪，分田地”这几个字。

    参加长征的人开始具有预言家的光环。每一个新的英雄主义行为都似乎在证实，关于明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承诺是有效的。

    一切新的社会制度都必定从某种理想开始——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的理想诞生于长征的血、汗和冰雪之中。他们激起新秩序后续建设者们的责任感。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如果没有年轻战士们每天的勇敢行动，长征不会成功；战士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人。运气也起了作用；如果贵州和云南的军阀集中力量要消灭红军的话，他们是能够办到的。但是第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的魄力和智慧。

    毛泽东在领导长征过程中所展现的政治才华，是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中共此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担当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先锋。这项事业，把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聚成互相关联的整体。它提出把大西北作为目的地，它提供了江西根据地惨败以后中共仍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它让共产党人走出了宗派主义的牢笼，使共产党人在无数不知道马克思是何许人的中国人眼中，成了爱国者。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袖，并不单纯是依靠其组织技巧，也绝不是由于莫斯科的保佑，更不是因为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新的应用。他的崛起，是由于他专心致志和坚忍不拔，因为他把某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此时，毛泽东已经使中共扎根于自己的土地上。他对中国的感受，比对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更加深切。这让他能做28个布尔什维克不能做的事：使中国革命真正成为适合中国的革命。

    在此时，敬仰毛泽东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一个20年代初期曾在法国和苏联工作和学习过的四川人。邓小平最终将成为毛泽东的一根肋骨，成为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毛泽东承认这一点，但希望他只待在外围。

    邓小平与毛泽东志趣相投并与毛泽东步调一致。在六盘山上，离陕西只有几天路程的时候，毛泽东填了一阕展望未来的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原文标题：毛泽东的军事造诣到底有多高？

原文来源：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摘编自《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