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真正问题不是方向被误导而是进程被延

发布时间：2013-05-15 作者：

    如果把中国改革比作怀胎，要怀的孩子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效率，另一个是公平。遗憾的是，这两个孩子不能同时怀，也就是说，不可能怀双胞胎或龙凤胎，而只能一胎一胎地怀，先怀的那个男婴名叫“效率”。



    立法网实习记者  赵娟

    吴稼祥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撰文说，当年由郎咸平引发的有关国企改制的争论，已经发展为对主流经济学家责任的追究、以及对改革方向和改革成败得失的争论了。其实，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来就没有被误导过。中国改革的真正问题，不是方向被误导，而是进程被延缓，没有适时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郎咸平抱怨：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

    2004年8月上旬，香港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上海连续两次发表演讲，指控格林柯尔公司收购行为不当。他试图从一家公司对国有企业收购不当的个案中，推出所有国企都要停止改制的结论。几天之后，郎咸平对《北京晨报》的记者抱怨说：“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乍一看，这个抱怨似乎有理；细一想，这个抱怨有点不着边际。

    首先，公司收购行为不当，作为个案，它不是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是个诉讼程序问题。

    其次，公司收购行为不当，合法资产被侵吞，如果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那也不是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法律体制问题，再拔高一点，充其量是个社会公平问题。

    《北京晨报》的实习记者汪函倾听了郎博士的呼吁之后第一个打抱不平，他在自己的报道中对经济学界进行了整体批评：“这一次，国内经济学界确实集体失语，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也彰显不力。”汪函可能在潜意识里觉得公司收购行为不当问题未必是个经济学问题，因此他诉诸经济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社会良知”不是经济学家独有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唯一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清楚的是，如果“社会良知”泯灭，为什么只指责经济学家。

    有个叫李慧的作者可能觉得现在是对经济学家们进行秋后算帐的时候了，她或他在一篇题为“有些主流经济学家严重误导了改革方向”的文章里，不仅“发现有些‘主流经济学家’严重地误导了改革的方向”，而且发现，2005年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滑铁卢”年。

    李慧引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有明说的和没有明说的。没有明说的论据自然包括郎咸平的指控，明说的论据分别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刘国光的论述：

    ——刘国光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平精神和社会责任，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就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说，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

    显然，由郎咸平引发的有关国企改制的争论，已经发展为对主流经济学家责任的追究、以及对改革方向和改革成败得失的争论了。

    那么，改革从什么方向被误导到了什么方向呢？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表述，但从她或他引用的观点和上下文看，可能是认为改革被误导到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方向上去了。

    吴稼祥在文章中说，我基本上不同意上述论点。首先，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来就没有被误导过，说它被误导，是对中国改革的实质和阶段性缺乏清醒认识；其次，改革过程中和现实生活里确实大量存在着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对此，经济学界既不该承担责任，也只能“集体失语”；第三，中国改革的真正问题，不是方向被误导，而是进程被延缓，没有适时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在没解决温饱情况下公平不仅失去意义而且即使有公平也维持不住

    吴稼祥在文章中说，如果把中国改革比作怀胎，要怀的孩子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效率，另一个是公平。遗憾的是，这两个孩子不能同时怀，也就是说，不可能怀双胞胎或龙凤胎，而只能一胎一胎地怀，先怀的那个男婴名叫“效率”。

    之所以先要“效率”，是因为穷。在没解决温饱情况下，公平不仅失去意义，而且，即使有公平也维持不住，就像原始社会匮乏的平等必定要被相对宽裕的不平等所取代一样。“不患寡，而患不均”是造反的口号，不是治理天下的信条。历史的教训是，所有打着“均贫富”起家的人上台以后，都是新的不平等的缔造者。

    邓小平对“效率”的经典描述是：“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他对效率的定义是三条：一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三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1979年春耕前，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在手指下的如其说是一张生死密约，不如说是关押经济效率洪水的闸门按钮，闸门一开，社会财富涌流出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1978年人均GDP为379元人民币，相当于168美元，2005年人均GDP为1703美元）。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法国居世界第五位，距第四位的英国只有一步之遥（英国为22，276亿美元，中国为20，549亿美元）。

市场并没有变魔术关键是交易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

    吴稼祥在文章中说，市场化改革为什么有如此神奇的力量？简单地说，它首先能从微观上提高单个生产者和厂商的劳动生产率。关于这个问题，周其仁的解释既通俗又精彩：“产出的市值，与市场交易大有关系。如果不加入市场交易，在满足生产者自家的消费之后，产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在交易的条件下（也只有在交易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物以稀为贵’！市场并没有变魔术，关键是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200年来，经济学来来回回讲的就是这套道理。”从小岗村开始的包产到户，把千百万农户，进而把无数为计划生产的企业推向了市场，不仅使其产品实现了价值，也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市场化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益。笼统地说，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按照主管经济官员的意志配置，影响官员意志的不仅仅是，或者说基本不是地区和生产厂家的生产率，更可能是最高领导人不断变化的兴奋点，以及受各种因素左右的主管官员的个人偏好等等。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也是一只六亲不认的手，它让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企业得到最多的社会资源。那些效率低下的厂商将会因为得不到社会资源而被淘汰出局。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

以效率衡量中国改革的成就可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业绩相媲美

    当然，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引导资源配置的不仅有公开的效率，也有隐蔽的权力，从而使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益大打折扣。尽管如此，由于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以及微观经济效益都得到了极大提高，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吴稼祥在文章中说，这说明，中国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不仅方向正确，而且是成功的。这个方向就是效率优先。以效率衡量，中国改革的成就可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业绩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