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波：中国“城管”与摊贩的百年恩怨

发布时间：2013-07-23 作者：

    “城管”这个职位的来历 ，要追溯到周代。进入20世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受西方城市管理思想影响，在各个城市大力推进市政建设。摊贩造成公共环境的肮脏和交通阻塞等问题，成为政府城市管理的“顽疾”。于是，“猫鼠大战”在所难免。



“城管”这个职位的来历 要追溯到周代

    《庄子·知北游》中记载：“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监市”就相当于今天的城管。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职位，北宋朝廷设有“街道司”，明代设有“五城兵马司”，到了清代有“督理街道衙门”，而在民国时期，城管的职能则由警察履行。

肩挑手提 走街串巷叫卖的摊贩是中国市井一景

    肩挑手提、走街串巷叫卖的摊贩是中国市井一景。但在1908年的汉口，政府曾“传谕沿街肉鱼、小菜、熟食以及各项杂货等摊，盖行撤去……又由专局正巡官率领区员哨人等，逐段驱逐，勒令立刻迁徙”。对此，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第一是卫生问题，小摊们往往随意倾倒污水和垃圾，导致“城河之水，秽气触鼻”。第二是小摊贩经常缺斤短两、欺骗蒙混。第三是市场内小摊贩男女杂坐、嘲骂戏谑有伤风化。第四是阻碍交通。

    进入20世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受西方城市管理思想影响，在各个城市大力推进市政建设。摊贩造成公共环境的肮脏和交通阻塞等问题，成为政府城市管理的“顽疾”。于是，“猫鼠大战”在所难免，不过，此时还有人乐意做和事佬。

不少百年老店 商会成员也出身于摊贩

    在20世纪初，不少百年老店、商会成员也出身于摊贩，比如北京“稻香园”食品店、“东来顺”涮羊肉、上海城隍庙的店铺等，所以对摊贩这群最初级的商业者抱有同情。天津商会就曾经提出，“摊贩为大号支脉”，“禁止小摊是直为大商闭一销路也”。

    1908年，天津当局为整顿路政，提出修建一座百货商场，让小摊贩们迁到里面营业。但小摊贩们认为自己的小本经营根本付不起商场的租税，于是商会从中调停，认为“究竟能否愿从，万难强迫”。在大部分情况下，政府都会照顾商会的面子，因为商会成员中有不少是地方乡绅，名望很高。

民国“猫鼠游戏”升级至“猫鼠大战”

    在中国，一直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一项行政命令由上至下传达，最后的执行人要“因地制宜”，可能就变味了，政府监管摊贩的命令也是如此。在上海市就曾发生邑庙分局警士向摊贩收取月费敛财，静安寺分局警士倪容宽利用职权强取馒头未遂殴伤摊贩曾玉杰，有的警察甚至对拥有设摊许可证的摊贩也无理取缔，开具罚单。城管与摊贩的矛盾便在这些小冲突中日益激化。

    1946年7月中旬，上海市政府认为摊贩“影响商业营业，妨碍国家税收”，而且“有碍观瞻”和“有碍交通”，决定取缔黄浦、老闸两区摊贩设摊摆卖，限期三个月，“劝令摊贩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此决定获得了上海市商会、行业公会等的支持。例如卷烟皂灯火业商业同业公会认为摊贩所售香烟是走私货，请求取缔；理发业同业公会认为理发摊有碍交通市容甚至伤害顾客，请求查禁。但一纸取缔摊贩命令，致十数万生灵陷绝境。

    1946年8月1日以后，南京路上往日三步一小摊、五步一大摊的现象少了。巡逻警察看到摊点就掀，遇见摊贩就抓。而摊贩们则按市政局“固定摊点不能设”的规定和警察捉迷藏，打游击，警察一来，他们迅即隐蔽起来或转移到别处，警察走了以后，再回来把摊头重新摆开。“猫鼠游戏”屡见不鲜。

    1946年8月下旬，黄浦区8条马路的摊贩推选了王振煊（当时上海摊贩中唯一的中共地下党员）、余庆堂等16人组成了黄浦区摊贩委员会。他们给上海市政府和警察局写联名信，要求释放在押摊贩和归还货物。但国民党当局对此置若罔闻，更大肆抓捕摊贩。到了9月20日，300多名摊贩组成了请愿队伍，从浙江南路出发，手拿请愿标语，沿途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等口号。但当局态度依旧强硬。

    到了11月下旬，警察局取缔摊贩的行动进入白热化，他们“连日特派警察在黄浦、老闸两区各街道捉拿小贩，并派侦骑四出，警员化装成各式人物潜入街上，所以摊贩，鲜有幸免者。自二七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被捕者约近千人。”而这些被捕的摊贩也是命途多舛。

当时的《文汇报》登载了两个被囚摊贩的控诉

    当时的《文汇报》登载了两个被囚摊贩的控诉：“我们被抓送到黄浦分局，被关在牢里，不给我们水喝，不给我们东西吃，我们叫了，我们要水喝。他们拿来了自来水龙头，猛烈地向我们开放，我们吃不消那么冷的水，都狂叫了，可是他们把水冲满了牢监，使我们浸在水里，那么冷的天，有几个死了！另一个摊贩则说：我们被水泡了几天，我们饿了，他们拿从我们这里充公的橘子、面包等卖给我们，每个二千元、三千元不等，没有钱买只有饿死。东西是我们的，充公了，却要卖给我们吃，我们不能设摊，我们就没有饭吃，我们不怕他们说我们是‘暴徒’、是‘暴乱分子’、是‘共产党’，我们急了，家里有爷娘，有子女，我们要的是活，是活命！”

警察局对在押摊贩的种种虐待 终引发了积怨已久的骚动

    警察局对在押摊贩的种种虐待，以及对探监家属的百般刁难，终引发了积怨已久的摊贩及家属的骚动。于是，有小贩家属数千人齐集警察局门前，呼吁警局立即释放被囚小贩。而当局则调动了全市军警进行镇压，用吉普车冲散群众，用消防车的皮管向小贩等冲浇，还多次向空开枪……警察分持木棍，向沿街群众冲去。群众四散奔逃，过路行业人，亦惨遭池鱼之灾。一时间，群情汹涌，冲突加剧。无辜地被抓，货物被没收，许多人又被打受伤，摊贩们开始迁怒于各大商店及戏院等娱乐场所，先后至南京路捣毁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新世界饭店之玻璃橱窗，又击毁国泰剧场、新光大戏院、米高梅舞厅等数十家商店。更有一些地痞流氓等夹杂其中，趁机偷盗、抢夺，当局却将此归罪于摊贩。

    12月1日，摊贩及其家属要求全市各业以停业方式支持请愿活动，全市各区摊贩分头出动，见有开业者，即呼吁给予同情，见有汽车通过，亦加阻拦。各街仅有小型烟铺在一小窗口中，悄悄兜售香烟。“其萧条凄惨之景象，实为上海空前所未见。”当时的《文汇报》如此形容。当晚8时，市长吴国桢在电台发表讲话，安抚摊贩。

    1947年1月18日，市政府终于准许在黄浦区早晚设摊地点17处，老闸区19处，其他各区在不妨碍交通原则下均酌予增加。

    事后，当时的上海大亨杜月笙认为，此事件之所以发生，“表面上虽为摊贩生计，实际是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当时国货工商受美货倾销影响，营业不振，失业人数日增，经济危机一触即发。所以这种暴力抗争事件并不多见，也只有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才会爆发。大部分情况下，摊贩们都是在和政府进行拉锯战，取缔摊贩的运动自始至终都没有彻底实行过。



原文标题：1946年上海摊贩抗争事件研究

原文来源：《赢未来》

（立法网  小蚕/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