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祖先 “线粒体夏娃”

发布时间：2013-07-24 作者：

    将同一个母亲的后代们分化为很多个“民族”并且彼此攻击，也许是世间最无聊之事。汉族人约有13亿，是世界第一大民族。然而人们认为这些汉族人大多不是“纯种”，纯种汉族人拥有双眼皮，两层的小脚指甲等特征……



我们不是周口店猿人的后代

    历史教科书曾告诉我们这样的谱系：大约20万至5万年前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北京猿人保持持续繁衍，成为了中国人的祖先。不过在今天，更多的科学家认为，今天世界上所有人的祖先都来自非洲，人类是大约20万年前的一个小部落的后代。世界各地在历史上确实曾经存在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在内其他古代人种，但这些人种都已经在最迟三万年前灭绝了，没有成为今天人类的祖先，而且在中国人身上也没有发现这支非洲先祖之外的基因。

    大约6.5万年前，一部分现代人沿着亚洲南部的海岸到达澳洲。再从澳洲向北迁徙到东亚，那已经是晚至4万年前。这些现代人就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的古代人是从南向北迁徙的，在迁徙到北方以后，他们开始被称为汉人。这即使在中国人并不长久的历史上，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人类共有一个母亲：“线粒体夏娃”

    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多地区论曾经是压倒性的权威学说。古人类学家们认为，自从人属（人属是灵长目人科中的一个属）在200万年前开始进化以来，散居亚欧非大陆各地的古代人种都在进行进化，各种亚种和种族不断通婚交配。按照这种理论，今天世界各地人类的肤色，瞳色差异，其实在成为现代人之前就以及存在。换言之，非洲人部分源于远古时代非洲的原始人，亚洲人部分源于亚洲的原始人，欧洲人部分源自欧洲的尼安德特人。

    1987年，这一假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伯克莱加州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开始采用对比人类DNA的方式研究人类演进过程，他们发现，大部分细胞内都有数百个线粒体，线粒体几乎可以肯定是细菌的后裔，大概从十多亿年前开始寄生在单细胞生物体内。而每个人体内线粒体的DNA排序却是同一的，这证明我们每个人体内的线粒体都只有一个源头。

    于是，科学家发现，全世界人类体内线粒体的DNA排序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被称为“线粒体夏娃”。她生活在距今15到20万年以前，和她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别的人类，但只有她的后代活了下来，其他女人的后代都已经消失了。

我们的祖先又是一切人

    从生物学上来说，一个人当然既是其父亲的后代，也是其母亲的后代。只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人种都不可能存在“纯种”。一代人之前，我们有父母两名“祖先”，两代人之前有祖父母和外公外婆四名祖先。在我们追根溯祖的时候，我们可以以20年为一个世代（因为先人大多早婚），那么200年就是10个世代，我们每一个人在200年前已经有1024个祖先。而在400年前，这1024个祖先又各有1024个祖先，我们今天每一个在400年前竟然有100万个以上的祖先。

    再往回推200年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瓶颈，理论上我们的祖先会达到10亿人，但1400世界人口只有不到4亿，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有很多先祖是在我们的谱系里重复出现的。我们不用把历史回推到线粒体夏娃，甚至只要在数百年前，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先人都包括了当时世界上活着的绝大多数人，而且在随后的历史中，人们的亲缘关系还会越来越近，不断的继续“近亲繁殖”。也就是说，成吉思汗有二亿子孙此说不谬，日本人自称是天皇子孙也确有其事，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也都有血亲关系，只不过文化上的偏见妨碍了我们对此的认知。

“民族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者依据身高，肤色，瞳色来辨别不同人种，并且宣称这是不同祖先遗留下来的先天的差异。实际上，这只是线粒体母亲留下的子孙产生了变异，并且人们由于不同的偏好而选择交配，才固化了这种变异的结果。

    其实在对古人类进行基因研究之前，人类学家就早已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找不到任何严格的依据来证明“民族”概念有存在的必要，它只是成为自我神化和党同伐异的借口而已。在卢旺达的种族冲突中，图西族和胡图族宣称他们是根据外形差异来辨认并杀死对方，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分辨他们的外貌究竟有何差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其实都只存在文化上的差异。

文化认同应该让位于政体认同

    许多人类学家认为，解剖学上的种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不过是一种为了适应奴隶贸易而创造出来的理论而已。中国处于西方世界之外，向来没有种族主义传统，不过在今天的“大汉民族主义”BBS上，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纯种汉族人”和“汉族人的体征”，尽管按照官方的民族分类，汉族人约有13亿，是世界第一大民族。然而人们认为这些汉族人大多不是“纯种”，纯种汉族人拥有双眼皮，两层的小脚指甲等特征……

    其实中国虽然古来就有夷夏之辨，不过中国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以文化辨夷夏，所以才有以夷变夏之类说法，这也是今天将中国人分为几十个民族的理由之一（根源是苏式民族理论）。不过，传统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遗产，可以去保护和发扬，但强调这种差异性，甚至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扩大到人本身，却是一种过时的做法。

    强调这些不同的“民族身份”的国家无一不发生民族矛盾，如苏联，南斯拉夫，伊拉克，卢旺达，苏丹等等，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再承认这种差异，只承认共同的“人”的身份：“美利坚民族”，其实说的就是美国公民，就和“中华民族”指所有中国公民一样。

    将同一个母亲的后代们分化为很多个“民族”并且彼此攻击，也许是世间最无聊之事。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以皮肤，瞳孔，头发的颜色将人分别开来的种族主义，也要反对以文化，习俗将人区分开来的民族主义，因为无论身高，肤色，文化，因为这些差异都像不同品牌的商品一样无足重轻。

中国古人无“民族”意识

    先秦历史文献中没有“民族”这个词汇。先秦时代所谓的“族”，多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族、宗族。《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所指乃是宗族、部族。

    先秦之后、晚清之前的历史文献中，“民族”一词仍极少出现，即便偶有特例，也与近代“民族”概念毫无关系，如《永乐大典鬼谷分定经》里说：“贵人皆仰，民族皆欢”，仍是宗族之意。

“民族”一词被大量使用 始于20世纪初

    金观涛教授利用其容量达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对这段时期“民族”一词的使用频率进行了搜索统计，结果显示：“该词在19世纪文献中极少使用，……到1900年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这场“井喷”，其实是梁启超等人掀起“史界革命”的结果。

    “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将传统中国打造成新的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正如梁启超所言：“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而要“民族建国”，就必须通过新的历史教育，在国民心中植下“民族主义”意识：“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氏的倡议得到了大批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响应，尤以有留日背景的革命党人最为积极——这也在情理之中，梁氏的“民族”、“民族主义”概念，本就直接舶自日本学者。

    但即便从日本舶来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民族主义”概念，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够准确理解其意义，将“种族”等同于“民族”者大有人在，宋教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激励国人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宋教仁曾写有《汉族侵略史》一书，历数“汉族”历史上侵略“外族”获得胜利的光辉事迹。按宋氏的理解，所谓“汉族”，乃是一种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血族”，如此强调血缘和血统，实是把“种族”当成了“民族”。为振奋“民族精神”，宋氏还在书中竭力论证“汉族”是从西方迁徙而来，与当时强盛的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同源，证据之一是中国的六十甲子、天干地支这些名号，都是沿用了“西方文字之音”。

    当时许多学者与宋氏持相似论调，如章太炎公开宣扬“汉族”来自巴比伦，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到处讲“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从帕米尔高原东迁的一支，形成“汉族”；西迁的一支，则是当今西方强盛民族的祖先，东西同源同种，所以中国不是“劣等民族”。这种没有学术支撑，但却有现实政治意义的宣传，在清末民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1915年袁世凯制定的国歌里，还有“华胄从来昆仑颠”的歌词。



原文标题：民族主义, 一种多余的想象

资料来源：网易•腾讯评论

（立法网  小蚕/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