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讲茶”：当年国民党政府内部在“流氓”治理立法上的一场争论

发布时间：2019-10-28 作者：

    易江波博士曾在汉口流氓现象的研究中说，在现代早期的西方普遍存在的“危险阶级”观念，在十九世纪的汉口找不到精确的对应者。当时的语汇中，没有这种可以表达此种超常规意义的专门词汇。

    流氓阶层的活跃，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易江波博士曾在汉口流氓现象的研究中说，在现代早期的西方普遍存在的“危险阶级”观念，在十九世纪的汉口找不到精确的对应者。当时的语汇中，没有这种可以表达此种超常规意义的专门词汇。

    有一个词语，“无赖”或许与其内涵比较贴近。

    这个词语的严格意义只是用来指诸如痞棍、难民或遣散兵丁之类的外来人，但它也经常被扩展用来指称汉口下层阶级人口的其他群体。（美·罗威廉）

    这个特殊群体可以统称为流氓阶层。

    历代诗文中的“豪侠”、“轻侠少年”，历代正史中那些有“任侠”、“无赖”行状者，也可以归属于这个特殊群体。

    川胜守与上田信的研究认为，“明朝后期，这一群体的产生是与另外一些新兴群体（诸如菜贩子、店铺跑堂、挑夫以及纺织与食品加工行业中非技术工人）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

    对“流氓”的中性的界定，大致可从两方面判断，一是在经济方面处于无正当职业状态，即通常说的“不务正业”或古代所称的“不事产业”；二是在行为方面脱离主流社会规范甚至破坏正常社会秩序。

    城市中各种商业活动的繁荣为“流氓”们获取利益提供了便利。流氓阶层与城市生活如鱼水联系，这特征也存在于汉口码头社会空间。

    流氓阶层与汉口码头有多种关联。其一，一些码头帮的形成源于流氓以暴力方式垄断业务。如汉口码头著名的“大摆队”、“小摆队”（本为戏剧龙套术语），主要由没有合法工作权的散筹工人组成，强抢恶运，形成一股没人敢惹的势力。他们常在运货时，藉故勒索或载着货物一哄而散，使客商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码头工人与流氓并无区别。

    其二，一些码头的“头佬”有双重身份，既是流氓，又有“组长”、“干事”、“监事”、“理事”甚至“理事长”头衔。他们通常还是帮会人物，如范登亭、般其周、易祥泰等。通过帮会组织的“平台”，码头工人、流氓、帮会分子之间有了顺畅的合作渠道，三者在适宜条件下形成“合流”的局面。

    在阶级话语的表述中，流氓是“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的互助团体。

    毛泽东曾说，“治理这一批人，是中国的统治阶级面临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勇敢能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好勇斗狠、敢打敢杀、不择手段、不讲章法的行为风格，使流氓阶层成为非法暴力、民间强制力这种特殊资源的拥有者。

    江湖精英通常会被主流社会贴上“流氓”的标签，但并不是每个流氓都是江湖精英，尽管他们都有成为江湖精英的可能。在汉口码头，流氓阶层常常受到当事人的雇佣或邀请，参加到纠纷解决过程中。

    对非法暴力、民间强制力的掌握，是流氓的解纷行动、非法“解纷权”的凭藉与依托。流氓们以可即时兑现的、能被当事人收买和利用的非法暴力、民间强制力树立自己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权威与威信，这是流氓阶层与国家权威在纠纷解决领域相“竞争”局面形成的一个内在基础。

    易江波博士认为，在传统的政法语词系统中，流氓、无赖被称为“莠民”。对这些越来越多的“莠民”，官府颇感为难。

    “近来互市繁昌，商旅往来如织，风俗剽悍，恒有喧斗，且多无赖之徒。”

    治理流氓的传统方式，是从宗族、村落、街坊之类血缘、地缘共同体入手，使“流氓”问题与其他“细故”一道在这些基层共同体内部得到解决，以免官府不堪其扰。

    加强保甲制度，也是传统官府应对流氓问题的常规手段。“此次编排保甲，原为稽察奸究，凡大商贾，各投正经行栈，素常认识，自可保无他虑。惟外省外邑流民匪类，或力趁糊口，或鼠窃狗偷，所在皆有。伊等无非落寓偏僻小饭店及沿江沿河篷厂，责成皆管保甲，随地留心体察禀报，毋稍徇纵骚扰。”（《清·续辑汉阳县志·卷八》）

    官府欲以本地的亲缘、地缘共同体应对土著化的地痞，以保甲应对外来的流窜式的“流民匪类”，但流氓阶层仍如城市的寄生物一样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而滋生着。

    汉口开埠后，商业更加繁盛，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日常生活的变迁，汉口的风俗也为之而变。

    “汉皋风俗最繁华，

    廿里嚣尘千万家，

    不是文人才笔大，

    焉能写尽各生涯。”

    竹枝词的一个功能，是记录地方风土人情。落魄江湖的文人墨客们的汉口竹枝词中，勾勒了这繁华的商贸之地、市井之间的流氓、无赖的行为特征：

    “十月初交夜市开，

    游人拥簇一条街。

    劝君一步一回首，

    抓帽人从背后来。”（寻衅滋事）

    “讨账无如管账凶，

    手提丝篾大灯笼。

    当时酒菜凭君恰，

    今日无钱骂一通。”（赖账或索债）

    “三岔路口三人拦，

    追索钱文不放宽。

    开发一人群丐集，

    施钱容易脱身难。”（强讨恶要）

    “贩盐妇女捷无双，

    五六包盐力可降。

    怀挟满身腰却瘦，

    杆夹上几回撞。”（贩卖私盐）

    以上竹枝词描写的场景，包括市井街头各角落。其间，营生的方式形形色色，流氓、无赖们的生财之道层出不穷。

    消费、娱乐业的发展，在传统士人的眼中是“侈靡”之风的兴起。“汉镇自中外互市以来，习俗益靡，……服饰宴会，务为豪侈，歌馆、舞台、茶寮、酒肆之间，冶游者车水马龙，昼夜无有止息。”（《湖北通志》）

    商贸的繁荣使流氓们如鱼得水，他们所能提供的以非法暴力、民间强制力为依托的“服务项目”，如索债、保镖、充当打手等，能够从中找到“市场”。在以上竹枝词中，对流氓索债的描述反映了流氓解决债务纠纷的情形。

    流氓参与汉口码头解纷过程的方式，最常见的是“吃讲茶”。

    当事人到茶馆解决纠纷的原因，主要在于茶馆是近代中国城市基层的日常公共活动场所，是极重要的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空间。

    “吃讲茶”的解纷方式与茶的养神、清心、静气、有助和谐等神奇功能似乎并无太多联系，毕竟，对江湖社会底层大众而言，品味茶的雅致的文化意蕴通常并不合他们的胃口——“打架”反而是“吃讲茶”时的常见项目。

    老舍的《茶馆》一开幕，就有“吃讲茶”的情节：

    “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倘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有记者描述了汉口的“吃讲茶”场面，流氓在其中的作用，是为当事人提供武力的后盾与支援：

    “如果有人出口伤人或出手打人，因而起了纠纷的时候，在未告到官厅或诉诸式力以前，多半先到茶馆里去谈谈道理，请人评评是非，这叫做“吃讲茶”，也叫做“拿言语”。如果言语拿得顺，由无理的一方付了茶钱，赔了小心，也就话明气散，大家言归于好。万一不幸在“吃讲茶”的时候把言语拿反，文明一点就去打官司，凭法律解决，野蛮的便即演出一幕全武行。既然有演全武行的可能，所以“吃讲茶”的时候，双方都邀一大批的兄弟来作后盾壮声势，往往挤上一堂，把个茶馆坐得满满的。这当中有些人歪戴帽斜穿衣，卷起双袖，高举两腿，口角叨了一支香烟，看样子很像个“把客”，颇为成风。”（《大刚报》）

    一些民间纠纷常常在流氓的调解下解决。

    在这种情形下，流氓常以民间的非法暴力为后盾，作出请当事人双方“给个面子”的姿态，当事人接受他们的调解，也有不堪其扰、惧于他们的“流氓手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流氓在码头解纷过程中，既能唱白脸、又能唱红脸。在汉口码头纠纷解决过程中，流氓与江湖精英的角色常常是重合的。

    讼棍、打手之类的流氓、地痞，一听说发生纠纷就“来了神”，两眼放光，见纠纷而精神百倍，劲头十足，如苍蝇见到肥肉、蚂蟥听到水响，把纠纷当作获利的捷径，顶着各种头衔和面孔，见缝插针地参与到纠纷解决过程中来。

    汉口码头的著名流氓王理松，号称“打码头皇帝”，是徐家棚大械斗血案的制造者、大智门与何家墩码头纠纷的幕后策划人之一。“王理松习过法学，能文善写，巧于词令，假充律师，包揽词论，洪帮头子，汉流中人”；“据报王理松曾任伪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组长、伪航业局股长及汉口后花楼瑞昌布行老板。过去社会关系好，因此神通广大，生活阔绰，有寓所数处，小老婆两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王理松是武汉的流氓、讼棍、特务及著名的码头恶霸，包打官司包打码头的能手”（武汉市码头工作委员会）。

    在国家立法方面，国民党政府内部对如何治理流氓曾发生争论。

    1943年6月，湖北省第六专员公署负责人吴良琛呈文湖北省政府，提出拟定“取缔地痞流氓办法”，实施专项整治：“地痞流氓乃社会之莠民，若系作奸犯科，自应尽法以惩，惟多因其行为不能构成犯罪，遂致无法纠正，但事实上又足以妨害他人或公共之法益，如不予以取缔，姑息优容，势必日渐猖獗，酿成巨祸。兹拟定取缔地痞流氓办法提交本专区行政会议决议通过在案。”

    对该提议，湖北省民政厅的看法是“案关法制”，须由湖北省秘书处核签意见。

    湖北省秘书处的意见是：“查该区专署所呈取缔地痞流氓办法，不惟于法无据，而且超越行政权限，所称地痞流氓犯罪行为之解释，不合含混空泛，极易发生流弊，甚至影响社会治安，至社会莠民确有不端行为，均可以违警罚法取缔之，不必另行办法，原呈办法依“未便照准”相应答复。”

    省政府最后的方案是：“取缔流氓地痞办法不另必订办法，应斟酌当地环境之需要，转令各县先行调查，另册登记，若有屡戒不悛者，即按册尽先调服劳役办理公耕等事可也。”

    易江波博士说，湖北省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以类似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手段具体对待、相应办理；在立法层面，不必另立新法，仍以现行违警罚法、刑法为依据，维护法制统一。

    然而“先行调査”、“另册登记”、“调服劳役”等办法，需要极高的行政成本，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实行。

    流氓就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同警察们玩起了猫鼠游戏，成为在汉口码头解纷过程中的一支自有其利益的江湖力量。

原文标题：“吃讲茶”：当年国民党政府内部在“流氓”治理立法上的一场争论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