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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兆良:最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到哪里去寻找道德

发布时间:2013-04-04 作者:


    一批有头面的“学而优”的学者纷纷审时度势,以赤裸裸的功利色彩,活跃在各种话语场合。例如,有一个自诩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因有三次和一省委书记接触的机会,那种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炫耀得意的心态溢于言表……



    立法网实习记者  赵娟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邢兆良撰文引用费希特的话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他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如果最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呢?

到处听说老师保护学生没听说过有老师大义灭“生”

    邢兆良教授说,道德作伪、思想作伪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明显的特征。这一特征在现时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间表现的尤为突出。

    朱学勤在“平静的坏心情”一文中记载了一件事,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1957年还是右派,在前不久一个历史危难时刻,他却出来公开揭发他的学生。当时到处听说老师保护学生,没听说过有老师大义灭“生”。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听说他另外一件事。他曾写信告诉北京的另一个学生一定要买到《顾准文集》,好好研读。他自己读完,写有一长信,激赏顾准的精神,为顾准生前的磨难大恸!

    这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行为,实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以现实的政治需要为标准。大义灭“生”是为政治献媚;激赏顾准,也是政治需要,因为顾准成了主流的红人。

当下车载斗量般的游记散文里有着官本位意识的坦然流露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当下车载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记散文里,都有着官本位意识的坦然流露。这类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往往离不开公款消费的背景,离不开与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种种公款接待的规格规模、档次排场。许多明显带有‘官员’标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

    邢兆良教授说,一批有头面的“学而优”的学者纷纷审时度势,见风施舵,投机于权力和金钱之间,以赤裸裸的功利色彩,活跃在各种话语场合。例如,有一个自诩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因有三次和一省委书记接触的机会,那种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炫耀得意的心态溢于言表。

最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

    费希特在论及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时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我们不仅要用言传,我们也要用身教,身教的说服力大的多。”“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最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呢?”

    正因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失,当那些思想、道德作伪的假公共知识分子在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的拷问下,其强烈的政治投机心态、追名逐利的政治功利的价值取向,不择手段的道德人品展露于公众视野之后,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普遍降跌,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良知的声望和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的。

    邢兆良说,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无欲则刚”,只有和现实的权力距离较远,才有可能对社会公权保持质疑的立场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权滥用的警惕,才有可能从思想启蒙、思想批判的立场致力于社会的法制建设。

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人文关怀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

    邢兆良教授说,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当前中国亟需产生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中国社会缺少宗教文化土壤,因此难以生成圣雄甘地、德兰修女那样具有精神感召力量的圣者。但生成如同美国1903年至1912年以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很有可能的。当年,他们代表美国社会公众的利益揭露纽约等城市政府官员的腐败丑行,揭露垄断企业的恐怖罪恶,揭露劳工贫困的悲惨和雇用童工的罪恶。正是他们发起的黑幕揭露运动,使公民意识和舆论监督成为美国社会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邢兆良教授说,当前的中国,亟需要产生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原文标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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