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真相在中国的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的焦虑

发布时间：2013-06-27 作者：

    马克思说：“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



    杜君立撰文说，真相在中国的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的焦虑，使不信任成为一种习惯和流行病。这样的社会从微观上说成本太高，从宏观上说则是很危险。信息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没有这种权利，人只是行尸走肉。

中国媒体最拿手的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有人总结中国的“新闻”：前面是“领导”很忙，中间是“普通老百姓”很幸福，最后是外国民众水深火热。尽管有这样永远正确光荣的报纸电视，许多正常的人还是要自己动手DIY，去找新闻：官方的人会去找《内参》，一般人去看《参考消息》，再厉害一点的去听境外广播看境外电视。这些年来，互联网则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新渠道。

    古语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自从半个世纪前所有的中国官方媒体都说每亩产粮百万斤后，中国媒体最拿手的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老家话管这叫“戴木头眼镜”，木头做的眼镜不透明，可以让好人变成瞎子。经赵本山同志提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忽悠”——把好人忽悠瘸了。

因为自卑或恐惧 每个人或者组织都有欺骗和撒谎的企图

    心理学上认为，人对社会有着天生的关注与敏感。正因为对自己身处环境和外界事件的关注，人才可以保持对机会和危险的警惕，使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保证自身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也就是说，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是比较危险的，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这就是人对信息需求的心理根源。信息就是真相，信息必须真实，否则就毫无价值，甚至，假信息比没有信息更糟糕。当年的大跃进中，来自官方媒体的高产卫星新闻就导致数千万中国农民被饿死。

    因为自卑或恐惧，每个人或者组织都有欺骗和撒谎的企图，除非欺骗和撒谎遭到揭露和惩罚。在一个欺骗和撒谎不仅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获得保护、鼓励和奖赏的制度下，撒谎和欺骗必然成为一种常态。

“共和”是一个很古老的词 来源于对周厉王的放逐

    “共和”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是中国纪元的原点，即公元前841年。“共和”来源于对周厉王的放逐。周厉王执政时期，把所有的社会财富都被敛聚到王室。王富民穷，民间多有怨言。周厉王就招募大量的特务监视民众，凡有批评言论者立即治罪。白色恐怖之下，民间噤若寒蝉，甚至熟人见面都不敢吭气，只能使个眼色。周厉王幸福了3年，3年后周厉王被沉默的民众放逐，这一年为共和元年。最终，民众在沉默中爆发，统治者在沉默中灭亡。

互联网成为了一个颠覆官方媒体的民间信息集散地

    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到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谁控制了信息，说就控制了世界。

    龙应台女士有一篇题为《思想的栏杆》的短文，对于权力左右舆论，媒体影响民意，有精彩的一喻：“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一个出口吗？只要用围栏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思想的栏杆，也是如此。”在中国，借助垄断政治权力，官方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和唯一的信息控制者。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官方信息机构根本不能满足需求。更不用说，官方每天要制造大量的虚假信息，封杀掩盖无数极有价值的真实信息。

    在这场供求严重失衡的信息博弈中，互联网扮演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和战场。既然专业贩卖信息的新闻媒体没有能力提供信息，那么人们只好自力更生，每个人都主动奉献出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无偿提供给大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互联网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颠覆官方媒体的民间信息集散地。

官方控制和垄断信息 根源是因为对公民的不信任

    官方之所以控制和垄断信息，根源是因为对公民的不信任。公民之所以翻墙越过官方的法定渠道自力更生，根源是因为对官方信息的不信任。不信任来源于强制，只要是强制，必然不存在信任。

    自从中国名牌奶粉里出现三聚氰胺后，无论杨佳邓玉娇，无论陇南瓮安南康石首，甚至29岁市长，一切社会事件的内在根源其实就是关于信息权利的争取与剥夺。一个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天然的信息权利——即中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

    事实上，官方对信息的垄断、篡改、封杀和掩盖已经到了下意识的程度。每一次社会事件刚在青萍之末，官方就开始信息封杀，紧接着暴力封杀，结果是投石入水，导致信息和信息需求者如同涟漪般迅速扩大，最后官方丢人现眼，民众获得信息满足。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反复，官方对民间越来越不信任，民间对官方同样也越来越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所引起的隐忧困扰着迷局中的每一个中国人

    在缺少第三种力量的二元中国，这种不信任所引起的隐忧困扰着迷局中的每一个中国人。“我不想让你知道你想知道的东西”，这种固执僵化的信息控制思维其根源在于数十年的意识形态体制，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在中国，好比“城管”总是和“打人”连在一起，“群众”也总是和“不明真相”连在一起。一方面，官方指责“群众”“不明真相”，另一方面，官方又故意让“群众”“不明真相”。官方之愚蠢与可笑真是匪夷所思。 

信息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 没有这种权利 人只是行尸走肉

    求知和好奇是一个正常人的自然天性，官方对信息的操纵和阉割是对所有正常人智商的侮辱，更是对所有正常人尊严的伤害。信息权利其实就是知情权。真相在中国的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的焦虑，使不信任成为一种习惯和流行病。这样的社会从微观上说成本太高，从宏观上说则是很危险。信息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没有这种权利，人只是行尸走肉。

    互联网信息的广泛传播导致官方信息垄断权受损，“滤霸”（绿坝）不过是官方收复信息垄断权的一个拙劣手段而已。借助互联网，自力更生的人们发起了一场悄无声息的信息民主运动，被窒息了数十年的人们终于在互联网时代，体味到了自由拥有信息的幸福和快乐。这些信息完全不同于官方信息，而且彻底瓦解了官方对信息的垄断权和话语权。

民众对信息权利的收复必然伴随着官方信息权力的削弱

    民众对信息权利的收复必然伴随着官方信息权力的削弱。对一个以权力褫夺权利的体制来说，对一个政治权力完全垄断的官方来说，信息垄断权的受损或者丧失绝对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信息垄断权一旦彻底丧失，其他的垄断权力势必也会如多米诺骨牌般崩塌。

    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中国官方和民间就展开了一场暧昧而微妙的斗争与博弈，虽然中国官方没有像北朝政权一样彻底取消互联网，但从早期的妖魔化、严厉审查、频繁封网到后来的反低俗“滤霸”和惩处谷歌，中国官方可谓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周厉王首创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信息管制在“跨省抓捕”中甚至已经演变成为新时代下的文字狱和社会恐吓。

    不可否认，中国近30年经济发展迅速，但这种发展仍然保持了国强民弱国富民穷的病态趋势，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压制和褫夺有增无减。公民是国家的根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优秀公民就不可能产生优秀的国家；没有健康正常的公民文化，也不会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国家。当一个个正常公民被国家判定为精神病人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的精神一定出了问题。

“没有新闻出版自由 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1841年12月，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用虚伪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其专制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为此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它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异曲同工。

    马克思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在马克思眼中，受检查的报刊＝不自由的报刊，书报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的批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马克思认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书报检查制度的后果是，制度建立者自欺欺人并伤害人民的心灵。

在人类历史上 自由从来都是一种奢侈品

    300多年前，弥尔顿在英国国会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演讲；30多年前，美国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在人类历史上，自由从来都是一种奢侈品，自由只是权力的延伸，而不是权利的产物。权力的大小也就是自由的大小。每一个权力者的自由都是建立在对其他人自由的剥夺上。在启蒙运动之前，知识和信息从来都不是奢侈品，而是危险品。对知识和信息的封锁无处不在。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自由首先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权利，而垄断剥夺这种最基本的自由。所以说，垄断是最大的不对称和不公平，也必然产生最大的不信任，更何况这种垄断是建立在强制和暴力之上。与其说是垄断，不如说是强奸。

    从某种意义上讲，邓玉娇必然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政治注脚和符号：对强奸者来说，所有的反抗都是犯罪——即使没有惩罚。当然，一旦遭遇反抗，邓贵大的下场绝对不妙。



原文标题：信息权利与不信任

资料来源：新浪博客

（立法网  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