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科力：官场“政治病”

发布时间：2013-08-22 作者：

     2010年6月，民航中南管理局局长刘亚军选择在高路上与火车相撞身亡，2010年9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童兆洪自缢身亡，遗书提到“我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2011年9月，曾任铁岭市常务副市长的辽宁农信社主任袁卫亮自沉护城河身亡，原因同样是“精神抑郁”……



官员健康调查：请领导注意身体

    其实，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王立军并不是第一个进行休假式治疗的官员，林彪、康生、陈云、胡乔木等都曾出于各种原因，进行过短期或长期的“休假式治疗”，而贵为毛泽东夫人的贺子珍，在苏联疗养期间“被精神病”的悲惨经历就更让人唏嘘。如果再往前追溯一段时间，民国时期的官员最善于利用身体原因做文章，动不动就来个“因病下野”，林语堂专门写过《政治病》一文，讽刺民国官员以“病”为刀进行政治斗争的现象。

    沙叶新先生在个人日记里讲述过1989年5月16日的一件事，上海市委在那天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沙在日记中写到：“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当时中国正处于一场风波之中，江泽民同志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情绪极度焦虑、紧张是可以理解的。

    但那毕竟是非常时期，正常时期的官员又怎么样呢？

    在中国，官员的健康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越是级别高的官员，健康问题越是秘密。但有限的调查仍然有足够的说服力。宁夏医生赵辉利用工作之便所做的调查证实，银川市副厅级以上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总患病率远远高于该市普通居民，健康状况呈逐年恶化趋势：2004年参加体检的2181人中，患病者达2038人，患病率为93.4%。2006年参加体检者2528人，健康的只有119人，患病者2409，患病率高达95.3%。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也较为普遍。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中国官员普遍享有公费医疗、定期体检、干部病房等优厚医疗条件，然而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身体越来越虚，心理上也存在各种压抑、扭曲。残酷的现实不能不令人生疑：中国官员这是怎么了？

病态政治伤害了领导身心

    先抛开政治斗争和阴谋论，除去那部分“被生病”的官员，仅从公开数据也能知道，官员绝对是疾病高发人群，并且是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双高群体。我们不妨认为，这也是一种政治病。“政治病”既是指官员因政治原因而生病或被生病，也指政治制度本身的病。其实两者也有内在关联，政治制度本身有问题，才会造成官员大量生病的怪现象。

    官员身体疾病的发病率跟三公消费的数额成正比例关系，其实也是跟腐败和特权程度成正比例关系。而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则主要是官员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造成的，后者又跟权力场上的潜规则密切相关。可以说，权力越集中，越没有制约，潜规则越多，官员的焦虑感就会越强，健康状况越堪忧。胡乔木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书生性情的他难以承受波云诡谲的政治斗争，庐山会议之后，神经衰弱一度非常严重，毛的另一位政治秘书田家英则选择以自杀来摆脱噩梦。2010年6月，民航中南管理局局长刘亚军选择在高路上与火车相撞身亡，2010年9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童兆洪自缢身亡，遗书提到“我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2011年9月，曾任铁岭市常务副市长的辽宁农信社主任袁卫亮自沉护城河身亡，原因同样是“精神抑郁”。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官员在自杀前，健康状况都不为组织和同事所知。

    反观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身体健康似乎并不是什么机密，美国总统小布什车骑自行车摔倒，美国媒体不但登出其脸部擦伤的特写照片，还要配上漫画调侃、戏谑一番。奥巴马更是大秀体检报告，告诉美国民众，选我吧，还还能为您健康服务好多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入院进行“心脏搭桥”手术，媒体也都有公开报道。古巴的卡斯特罗生病住院，似乎也没有严密封锁。

    无论是在政府信息公开，权力运作透明的民主法治社会，还是在权斗横行、暗箭难防的专权人治之下，官员的身体健康都不是个人私事。

    在病态的政治环境中，同僚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官员与民众之间并不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而是相互为敌的对手。下级一旦被组织批评，就感觉前途无望，甚至会有如临大敌之感，媒体上出现批评自己的文章，就会觉得是政治对手干的，或者里面有什么阴谋。但在权力运作公开透明的民主制度下，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官员的身体健康跟政治伦理的底线和竞争规则其实是直接相关的。

    让民众了解官员的健康状况，事关公民知情权和政治伦理，更是关系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试想，如此一个泱泱大国，却要有这么多“病夫”治理，领导们不是紧张，就是抑郁，而且从来都秘不示人，你会觉得安全吗？退一步讲，不谈什么公平正义和国家安全，仅从领导们的身心健康和治病救人的角度考虑，我们也要不遗余力反腐，踏踏实实搞民主。



原文来源：《财经文摘》

（立法网  小蚕/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