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银：维权律师之困

发布时间：2013-08-21 作者：

     维权律师滕彪遭遇死亡威胁；公盟被查封，许志永三番五次被警察带走；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因计生维权被关押四年后，至今被监视居住……律师参与维权本是制度设计的结果，也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为什么会频繁遭受此类待遇呢……



    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会像资本一样逐利性尽显。中国的改革是以牺牲大量普通公民权益受损为代价，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下进行的。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指导下，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但社会公平正义没有得到兼顾。在改革初期社会分化还不明显，矛盾通常可以通过信访、司法等渠道通常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公权力与资本相勾结，形成“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政府在既得利益操控和畸形政绩观发展观下，持续与民争利，侵犯公民权益，如城乡强拆、农地征收、移民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等。社会财富和权利的单向流动、民怨激增、官民矛盾频发是这种畸形发展之下的新态势。与此同时，信访、司法、人大等被权贵集团绑架，公民利益表达渠道被关闭，从忍耐转向暴力抗争，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不稳定。维权律师的出现为矛盾在法治框架内得以解决提供了条件。

    然而，从最近几年的维权实践来看，作为维权行动支持角色的维权律师的遭遇颇为尴尬。维权律师滕彪遭遇死亡威胁；公盟被查封，许志永三番五次被警察带走；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因计生维权被关押四年后，至今被监视居住……律师参与维权本是制度设计的结果，也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为什么会频繁遭受此类待遇呢？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没有突破，公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没有解决。

    越来越多的官员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同时又不断强调“稳定是硬任务”，因为稳定问题直接决定了官员的政治命运，为追求刚性稳定，出了问题“捂盖子”成了第一选择。

    而这种情况得以持续的一个前提是，行政、司法、人大各方统一于党委之下不分家，形成利益共同体，致使权力非但不受制约，而且沦为党委负责下的政府打压民众的工具。而维权律师对政府部门的行事规则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并参与公民维权，必然被视为“敌对”势力。

    其次，维权律师群体在参与公民维权过程中，在维权的界限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公民维权运动的支持角色，维权律师本应该是为维权民众提供法律咨询或代理的，但目前不少维权律师的行为的确已经超出了此界限，深度介入维权运动，成为公民维权的参与者甚至是策划者和主导者。为了对抗强大的公权部门，维权律师容易将维权法律案件“事件化”，并通过网络等渠道传播，制造轰动效应，扩大影响力。这与政府部门的“捂盖子”背道而驰，必然遭致公权部门的压制。

    另外，公民（尤其弱势群体）法治意识淡薄给维权律师参与维权造成极大的障碍。面对维权公民，公权部门以不同方式威逼和利诱，较为人道的是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但较多情况下则是借黑势力进行人身威胁或以“寻衅滋事”、“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进行抓捕。维权公民面对威逼利诱选择了妥协，维权律师也就不好再介入。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布形成”的今天，司法却不能得以独立有效地运行，维权律师的司法实践乃至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法律体系”也就失去了意义。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必须坚持宪政保障下的司法独立。维权律师的维权实践能否正常进行则是检验司法是否独立公正的试金石。



原文来源：《财经文摘》

（立法网  小蚕/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