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以死抗拆的意义

发布时间：2013-10-21 作者：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至少有39位农民采取此种激烈的抗议形式--他们宁死也拒绝放弃自己的财产权利。这仅仅是从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人权组织的资料中拼凑出的不完全统计，但仍然明白无误地提醒着人们……



    在过去八个月的每天晚上，村民围绕着祝国寺村组成防护圈，以阻止拆迁人员破坏它。四年前，政府官员说，成都市正在向周边扩展，这个村庄不得不让路。

    “他们指着我家作坊说要拆掉，于是我姐姐爬上屋顶说：‘你们想拆就拆！’”唐慧琴（音译）女士回忆道。她越说声音越小，因为回忆起自己的姐姐将柴油浇在身上，以迫使拆迁人员离开。如此16天后，姐姐死了。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至少有39位农民采取此种激烈的抗议形式--他们宁死也拒绝放弃自己的财产权利。这仅仅是从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人权组织的资料中拼凑出的不完全统计，但仍然明白无误地提醒着人们，中国新的城市化浪潮，伴随着多少强大的国家和倔强的农民之间的暴力斗争。这次自上而下的浩大工程，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或是21世纪初，彼时农民自发地向城市迁移。

    过去的农民为了在城市得到报酬更高的工作而离开他们的土地。如今仍有许多人这样做，但越来越多的农民是因为官员急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失去土地。在中国大城市的边缘，这种紧张局势尤为严重--拆毁城市的历史中心并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后，政府官员如今将目标放在郊区，就像成都这样。

    在还有其他征地案件的情况下，成都市政府官员拒绝发表评论。但根据村民提供的契约和信件，大多数人被许诺提供9000元每亩的补偿金。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够的，因为金额只相当于未来几年的收入。然而祝国寺的村民们并没有自杀，他们选择了直面当局--接踵而至的是被警察包围，被一一拉出“阵地”，被殴打。

    在一片混乱之中，政府尚在讨论促进城市化的新政策。一项旨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规划原本会在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但出于对已经引发的社会紧张的担心而终于被推迟。新的措施正在考虑增加对农村居民财产权利的保护。

    在中国，至少自公元前三世纪起自杀就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存在，诗人和政治家屈原便是投江自尽。而自焚在历史上一直是由僧人和道士践行，如今也作为一种抗议形式而为人所模仿。

    “这符合历史规律，”在上海自杀研究和预防中心，埃默里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迈克尔·菲利普斯说，“这是一个杠杆，能有力地改变那些你原本无法影响的强权。”

    其实这些自杀事件的影响是无法衡量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在类似情况下负责土地征收的官员受到了惩罚。《南方周末》分析了从2008年到2010年的8例以死抗拆案件，发现所有的负责官员仍在自己的岗位上。

    一位社会活动人士认为，正是唐女士等人的勇气，刺激着政府打击腐败的信念，也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城镇化的道路。例如在成都，雄心勃勃的城镇化推动者--市委书记李春城落马了。

    “我姐姐的牺牲带来了变化，”唐慧琴说，“现在他们不敢肆意拆毁房屋，至少在这里，出现了更多的商讨会。”



原文来源：《纽约时报》 

(立法网  小蚕/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