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昌：“叙事医学”法学启示

发布时间：2014-02-20 作者：

    法律条文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工具”,还要有丰富的人文思想,渊博的知识储备,柔软的心灵感应,悲悯的司法情怀。也许很难,但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我们既然“找到了病根”,就当“引起疗救的注意”,然后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靠近理想司法的彼岸……



    我们面前的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有境遇、有感情、有要求,他们在接受制裁的同时更需要理解,因为任何有效的制裁和改造都是因对象的认同才会产生最大化的效果,单纯的惩罚就是制造更大的罪恶。

    医学之于法学最为相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病人”,只不过医学研究的病人是生理上的,法学研究的病人是心理上的,但不可否认,两者都是“有问题的人”。所以,笔者经常关注医学领域,从中寻找对于法学的关联点,丰富自己的法学思考,进而完善自己司法领域“拯救人”的工作。

    “叙事医学”,在我们局外人听起来也许陌生,但那已经是上世纪初的研究成果。20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的内科医生、文学学者丽塔·卡伦首提“叙事医学”,这也意味着文学与医学进入了叙事医学的时代。

    1996年,美国学者在分析了当时的临床医学决策过程、医患关系、卫生法案判决结果、医学教育和临床研究的现状后宣布,美国进入了“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时代”。有效的医患沟通被认为是实现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的第一要素。以病人为中心的临床实践要求医生不仅从生理、病理、病因、治疗选择等纯粹生物医学的视角来解释病人的病痛,还要关注病人的叙事,从而催生了病人参与临床决策的做法,以病人为中心的“叙事医学”成为临床工作中重要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对于叙事医学的研究呈井喷式增长,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包括病人叙事、医生叙事、疾病叙事、叙事伦理、叙事与健康等等。

    卡伦的叙事医学是从“叙事能力”出发的,而叙事能力有助于医生在医疗实践中提高对患者的共情能力、职业精神、可信赖程度和对自己的反思,由具有“叙事能力”的医生的实践医学就是“叙事医学”。

    “叙事医学”的出现针对的是生物医学迅猛发展为人类带来的始料未及的伦理问题,它是对生物医学冰冷底色的一种反思。叙事医学强调以病人为中心,医生在倾听中想象病人的痛苦、境遇,反思对于病人的影响,邀请病人参与到治疗过程当中,改进和平衡医患关系,尊重病人和家属的选择,最后做出最佳的伦理决定。叙事医学是对于传统的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向,是医学领域,尤其是医学实践领域的重大突破。

    叙事医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主体的转变,病人参与其中,主角不再只是医生,还包括患者；二是治病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最终达到尊重病人,医患一体,共同面对疾病的完美结局:医生和患者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

    叙事医学对于今天中国的医疗现状具有重大启示,为什么正确的治疗却得不到患者的理解?为什么打砸医院,甚至杀害医生的惨剧屡屡发生?为什么医生成了高危行业,医生要成为防身术的爱好者?诸多的疑问似乎都可以从“叙事医学”的理论中找到答案。

    由医学想到自己从事的法学。医疗领域的现状折射着司法领域的窘境:司法的过程基本上制造仇恨的过程,司法的过程是备受质疑的过程。除去司法公开、司法腐败等因素,司法人员的法律“工具心理”应当位列其中。法律是工具,是制裁违法犯罪者的工具,认定了违法行为,只要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款,扣在违法犯罪者的头上,我们工作也就完成了。殊不知没有一起犯罪是相同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我们面前的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有境遇、有感情、有要求,他们在接受制裁的同时更需要的是理解,因为任何有效的制裁和改造都是因对象的认同才会产生最大化的效果,单纯的惩罚就是制造更大的罪恶。我们缺少了“法学叙事”的能力,核心就是我们并没有以“犯人”为中心,我们没有让他们参与其中,我们没有走进他们的心灵,我们没有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丑陋和罪恶,我们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从未听到他们心灵深处的忏悔。一句话,我们没有让他们充分“叙事”；我们没有充分“倾听”。

    “叙事”需要能力；倾听同样需要能力。更重要的前提是思想和认识。法律条文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工具”,还要有丰富的人文思想,渊博的知识储备,柔软的心灵感应,悲悯的司法情怀。也许很难,但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我们既然“找到了病根”,就当“引起疗救的注意”,然后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靠近理想司法的彼岸。



原文来源：《法制日报》

（立法网  小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