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入法：警惕立法GDP化

发布时间：2014-04-21 作者：

    社会治理不应也不可能仅凭法律来维持，必须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使人们从最基本的道德出发，对一些不宜通过法律解决的纠纷或矛盾，引导人们寻求并接受其他解决途径加以纾缓。立法机关则应尽职进行“绿色”立法，不断提升立法质量，以供人们效行……



    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草案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纵观法律史，道德的法律强制须臾不离人类，西方史上的教会法和中国的“礼法合一”传统便为适例。近来年，我国的“夫妻在家看黄碟”案、“教授换偶”案，以及美国关于同性恋婚姻、安乐死、堕胎等问题的法案、判例或社会争论，都与道德强制密切相关。此处，“常回家看看”入法，何尝不是？

    目下，人伦入法，的确伴生着道德高蹈般众生膜拜。立法者自然可以对外与和谐社会建设进行客观对接，对内与普世孝悌达成情感共鸣，可谓坚硬者（无所不在的强制力量）与柔软者（无以遁形的宽厚仁义）兼备。似乎是，中兴之雍容风骨霍然洞开矣！

    事实远非如此！历史上，《商君书》强调“壹民”与“胜民”思想，即要求社会与民众道德之整齐划一，个体欲望与情愫之罔顾，强国与弱民之追逐，结局是，秦帝国的迅速衰亡。纳礼入法的偏执终端是，死水一潭的社会表像“稳定”，萎靡不振的国民形同柔顺。

    英国学者哈特在《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中指出“仅仅因为不符合道德就足以成为强制的理由”之谬误。因强制而服从道德，可能“仅仅是由于惧怕法律之惩罚”，服从便意味着缺乏道德的“自愿”，违背道德的本质要求。以公序良俗为边界，是强制与否的最佳实在选择。

    于实证层面，孝心何能以法律来约束？时间与经济条件如何不制约年轻人尽孝的可能？强制执行怎样落地？事实上，物质层面的“孝”，涉及父母的生活，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执行。但是精神层面的“孝”，则很难强制执行，即便法院强制儿女回家，也不能达到应有效果，老人仍得不到慰藉。

    细细体味这种啼笑皆非的立法，究其实质，不过立法机关GDP化政绩观之彰显。在大环境下，维护部门（机构）形象，争取部门利益（机构），把自身的工作无限量化，是立法机构人伦立法的根本动因。不顾立法的现实操作性，浪费了立法资源，更是官僚主义在作祟，削弱了立法机构的示范作用与权威性，于国于民，贻害无穷。

    实际上，社会治理不应也不可能仅凭法律来维持，必须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使人们从最基本的道德出发，对一些不宜通过法律解决的纠纷或矛盾，引导人们寻求并接受其他解决途径加以纾缓。立法机关则应尽职进行“绿色”立法，不断提升立法质量，以供人们效行。



原文来源：正义网法律博客

(立法网  王小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