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红：谁赋予了谣言以力量？

发布时间：2014-04-30 作者：

    如果套用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对“流言” （rumor）传播强度公式：R（流言强度）=I（事件的重要性）×A（事件的模糊性）。任何事件只要资讯模糊，没有确凿的可资验证的讯息，那么就几乎一定会发生资讯的扭曲或误会。当然，资讯的扭曲或误传会依据一定的规律，而不是随机地变形……



    心理学家巴特利特（F.C.Bartlett）在1930年代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在这个被称为“幽灵战争”的实验中，他让一些被试者（实验参与者为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学习一些民间故事（如印第安民间故事《幽灵的战争》），然后在不同的延时后回忆学习过的故事。他发现，被试者回忆的故事细节，甚至情节与原版有着明显的差异，出现许多错误。

    而且这些错误有着一致的规律，即这些错误记忆基本上与和被试者生活的文化环境、所认同的思维逻辑与习惯相对应。例如，被试会倾向于忽略或删除掉那些不符合自己经验和预期的细节或情节；也会按自己的经验和预期来转换或曲解部分细节或情节，同时还会往里面“添枝加叶”，通过“脑补”一些新的内容，甚至渗入伦理的内容，来使故事更加完整、合理，以符合英国人的日常经验和社会文化。

    巴特利特在80多年前的研究开创了心理学里关于“错误记忆”的研究领域，而人类在记忆和传播讯息时之所以会发生“流言”或“谣言”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人们有规律的错误记忆。

    在中文里使用的“流言”或“谣言”，都对应着同一个英文单词rumor。而rumor至少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含义：误传的讯息（misinformation）或故意的假讯息（disinformation），前者可译作“流言”，后者则对应译为“谣言”。

    在心理学里，rumor通常指前者，惯常的表述为“人们关于某事物、事件或公众热点口口相传的不靠谱的离奇传言”（a tall tale of explanations of events circulating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pertaining to an object, event, or issue in public concern）。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社会领域，“流言”或“谣言”的发生和传播都是难以——更准确地表述——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禁绝的。如果套用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对“流言” （rumor）传播强度公式：R（流言强度）=I（事件的重要性）×A（事件的模糊性）。任何事件只要资讯模糊，没有确凿的可资验证的讯息，那么就几乎一定会发生资讯的扭曲或误会。当然，资讯的扭曲或误传会依据一定的规律，而不是随机地变形。

    例如，我第一次在腾讯《大家》发文，留言的读者中就有不少人误以为我是一位女士，所以用问侯女士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刊文的态度。甚至就在前几天，我还发现不止一家纸媒，在转述我在腾讯《大家》刊文的观点时，配的作者图竟然是北京大学的张亚旭博士。

    为什么部分读者和纸媒会发生错误呢？原因很简单，生活中叫“红”的更可能是位女士；而张亚旭博士是我多年前的一位合作研究搭档，当由于网络上根本就没有我的真人照片，百度搜索时自然就优先把张亚旭博士的照片呈现出来。这样的误会对人们不具有“重要性”，所以基本上不会得到传播，只需要稍作澄清或发布真人照片就不会造成进一步的后果。

    当某个事件不仅具有模糊性，而且对公众还具有重要性，那么扭曲或误会的讯息就可能被广泛传播。去年4月下旬，美国美联社的官方推特账号被黑客攻陷，并发布谣言称白宫发生爆炸，奥巴马受伤，短时间内造成谣言的广泛传播，世界各大通讯社都在第一时间转发了美联社的虚假讯息，美国股市应声短暂下跌，在短时间内给整个世界带来混乱。一两个小时后，随着白宫发布澄清的资讯，美联社也随即更正误传的讯息，黑客恶意捏造的滔天谣言就不再被传播，也无人误以为真。一起造成世界短暂动荡的“谣言”事件就这样迅速平息。

    在这个事例中，如果把“美国”替换成“阿富汗”，股市的数据可能基本上不会有明显的反应。也就是说，是美国自身在世界格局中举足重轻的地位，以及其自911之后令人堪忧的安全隐患赋予了谣言以力量。这两个要素任意去掉其一，同样的谣言就不会导致如此的破坏力。当然，谣言所具有的破坏力，随着资讯的透明、公开，I（事件的模糊性）值清零，瞬间便得到了化解。

    这几年来，我在课堂上讲述巴特利特的“错误记忆”研究时，都会穿插一个令学生深刻理解“错误记忆”概念的课堂小实验。我会在黑板上写一句话：“街头的小贩刺伤了城管”。然后问学生三个问题：1、小贩用什么刺伤了城管？2、小贩为什么刺伤城管？3、小贩和城管谁更值得同情？在没有提供关于这句话的任何其他资讯的情况下面，学生总是能给予上述三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对第一个问题，他们会回答说“用刀”；对第二个问题，他们会倾向于认为是城管查抄了小贩的货品，或欺辱了小贩，小贩出于自卫所以刺伤城管；对第三个问题，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小贩更值得同情。

    我写在黑板上的那句话只是表达了一个简单的陈述，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凶器、动机和情境的资讯或暗示。而且，如果我把这句话替换成：“街头的路人甲刺伤了路人乙”，还是询问同样的三个问题，那么学生除了对第一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用刀”之外，对后两个问题则面面相觑，一头雾水，表示“你又没说，我怎么知道”。

    对呀，我同样是没说，为什么把“路人”替换成“小贩”和“城管”，他们就能相当“肯定”地回答后两个问题呢？几年前我选用这个例子来帮助学生理解“错误记忆”时，曾有过思忖：如果城管在社会舆论压力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不再频出负面新闻，那么我就该替换这个例子了。令人沮丧的是，迄今为止，这个课堂例子仍然屡试不爽。

    这个例子之所以屡试不爽，原因就在于学生们在学习“街头的小贩刺伤了城管”这句话时，会用自己的经验和预期来“脑补”这句话缺失的资讯。例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对“A刺伤了B”的经验中，最常见也最可能的工具就是“刀”，所以，只要我们一听说“A刺伤了B”，就会潜意识地以为使用的工具是“刀”。同样的道理，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小贩和城管发生冲突往往都是因为城管的粗暴执法或仗势欺人而引发。

    事实上不仅从新闻报道中时常读到类似的新闻，即便我自己在生活中也不止一次目睹了城管对小贩的粗暴执法：谩骂、推搡或直接掀翻小贩赖以生存的货品。所以，即使没有提供关于事由的任何资讯，但人们还是会依据惯常经验潜意识地认为小贩刺伤城管，是因为城管仗势欺人小贩忍无可忍而致。至于其中的伦理因素，至少我迄今没有看到任何一则关于城管与小贩冲突的事件中，城管是无辜受害的先例。

    即使是故意散布的虚假讯息，也并非随心所欲就能对事件推波助澜。当且仅当假讯息符合人们的经验和预期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比如，有人故意谣传“街头小贩又欺负城管咯”，可能很多人听了就只有一句“切！”，既不会散布，也不大会义愤填膺。但反过来“城管又欺负街头小贩咯”，恐怕很多人听了就会义愤填膺，奔走相告。

    正因为如此，流言也好，谣言也好；误传的讯息也罢，故意的假讯息也罢，本质上就只是一些话语。话语的力量不是由话语自身所具有的，而是话语所指契合了人们的经验、预期或者担忧。这就好比你对一个有着积极心态，健康生活方式，也从不迷信的人说：“你三日之内必死无疑”，收获到的最可能就是嗤之以鼻。但同样这句话对生活方式糜烂，心态消极，本来就怀疑自己病入膏肓的人说，那么这句话就有了“力量”。它会促使他改变行为方式，抓紧时间完成遗愿，匆忙交待后事。

    同样的道理，“谣言”（rumor）本身并没有力量，因而根本无须害怕或恐惧“谣言”。对“谣言”或“流言”的恐惧和紧张源于话语所指契合了我们内心的担忧：担心“谣言”或“流言”所指一旦成真，就足以颠覆既然的秩序。

    所以真正自信的人并不恐惧“谣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去年美联社短暂的“谣言”事故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动荡或持续的损害，白宫也没有因此整肃“谣言”。相对地，如果只是一味地扼制“谣言”，而不愿直面或正视“谣言”所指的问题，那么，不仅各种“谣言”会在无形中被赋予巨大的破坏力量，而且即使最寻常的话语也可能最终成谶。



原文来源：腾讯.大家

（立法网  小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