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交易合法化讨论中的六大误区

发布时间：2014-05-20 作者：

    卖淫可能是世界上最受争议的职业，性工作者在世界各地都面临着歧视与迫害。长期以来，性产业的合法化进程困难重重，持极端观点的派系对立。为何对世界上最古老的的职业持“零容忍”的态度是一个糟糕的政策取向?怎样做才能真正维护性工作者的权益……



    作者  阿其扎·艾哈迈德

    误区一：“卖淫糟透了。”要看你想说什么，和你在问谁。

    虽然卖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但是人们对于性交易的社会合理性及道德合法性依然未达成共识。有些人将“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行为并认为将其作为商品进行交易是罪恶的;另外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愿意接受几乎任何程度的性自由;但是大部分民众持中间态度。在被越来越多拥护者和从业者使用的“性工作者”一词的准确性、规则的公正性等议题上，人们争论不断。

    以法国为例，去年秋天在法国爆发了一场关于“嫖娼者罚款2000美元”提案的争论，形形色色的游行示威者走上街头：妇女们声称这项法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暴力和强迫在某些地区的性产业里经常出现;而谴责该法案的性工作者们则高举写有诸如“惩罚并不能预防”此类口号的条幅;一些男人还在信中强烈要求政府把手“从我们的妓女身上拿开”。最终，12月4号，下议院还是通过了这项提案。

    法国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性交易剥削性质争论的一个例子，它同时反映了在类似的争论中有一方集团往往占了上风。这个由古怪的同盟组成的集团通常被称为禁娼妓主义者，他们认为卖淫本质上就是可耻并有害的，是必须被取缔的。他们的组成人员既有宗教、信仰组织，也有自由主义或保守派的政治阶层，更有言论激进的女权主义团体。(在法国，具有争议性措施的幕后推手正是妇女权利部部长瓦洛贝卡森(Najat Vallaud-Belkacem))。

    这个强大集团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他们甚至影响了通常用来描述全球性产业的语言。通俗地讲，人们都以性工作为耻，因为它侵害了妇女的权利，加深了妇女成为男人附属品的程度。由于都是通过威胁或者暴力的手段来达成剥削目的，性交易和人口贩卖之间的界限难以界定。如果二者合二为一，性工作者将没有自己的选择，他们都是受害人。因此，“反
拐卖妇女组织联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认为“性工作者”这个词其实是一个误导。

    这不仅是语义的问题。自从小布什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府要求那些接受资助用来打击人口贩卖和帮助艾滋病病人的国际组织不得“宣传、支持或倡导卖淫的合法化及卖淫行为”。2013年10月，在一份项目建议书的呼吁中，美国国务院反复强调：“美国政府坚决抵制卖淫及其相关活动，不仅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对社会有危害的、非人道的，还因为它加剧了人口贩卖的现象。”

    这个立场把性工作者，以及那些认为一些人因为经济困难才选择这个行业的支持者置于无法自处的境地：性工作者必须在牺牲自己的原则和牺牲生存所需的经济来源之间做出选择。

    SANGRAM(Sampada Gramin Mahila Sanstha)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印度的性工作者联合会拒绝采用“美国总统紧急计划艾滋病救助(PEPFAR)”的反卖淫公约。(美国最高法院以侵犯自由言论为由于2013年6月份推翻了这份公约，但这只是部分的胜利：境外而非美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依然被限制接受资金援助，同时法院并未提及“美国总统紧急计划艾滋病救助”对宣传卖淫合法化的禁令。)

    更糟糕的是，因为卖淫的激烈反对者的影响导致了全球性产业有效数据的缺乏，包括性产业对性工作者带来伤害的一面。2006年七月份，美国政府问责局(GAO)承认美国政府引用的全球人口拐卖的数据值得怀疑。政府问责局特别指出，在一份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引用的数据里提及在柬埔寨有八万至十万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然而数据的来源是一份柬埔寨规划部关于国内性工作者总数的报告——这份报告对谁是成人谁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根本就没有分类。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诸如贩卖人口这样的罪行，我们需要有效的数据，不过这首先要求充分认识从打击性工作者入手以求一劳永逸消灭卖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群体包括了女人、男人，甚至变性人群，废除主义者说他们想保护人权，但他们的努力常常破坏这些权利：主张废除卖淫的运动和计划事实上却为他们声称想要帮助的人们带来了暴力、偏见和各种连带问题。

     误区二：“我们能通过使卖淫非法来消除卖淫”。不能。

    各国管控性工作的法律大不相同。在美国(部分州除外)，嫖娼、卖淫都是违法的;德国于2002年将卖淫合法化;2013年12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否决了反卖淫的相关提案;与此同时，尽管长久以来泰国都视性交易为非法行为，性产业依然光明正大地存在。

    典型的禁娼妓主义阵营坚持认为刑事定罪势在必行。一些人致力于推动卖淫的非法化。还有一部分群体(包括反对卖淫的女权主义者在内)支持另一种模式，即仅仅判定嫖妓为非法行为。他们认为，通过对嫖客的定罪可以迫使性产业停业，解救性工作者的同时应避免将性工作者视为罪犯。

    这种模型已经取得了立法上的成功。瑞典早在1999年就判定嫖妓违法;挪威和冰岛随后也颁布了相关法律;法国也正在向这个阵营靠拢;不远处的德国对此立法的讨论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女权主义者凯瑟琳?巴里(Kathleen Barry)，《女性性奴隶》(Female Sexual Slavery)的作者以及反贩运女性联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的联合创始人，呼吁全世界都应该强制采取“逮捕、羁押并罚款嫖客”的条约。(她最初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这个建议，并在近期重新提出)

    事实上，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严惩嫖客可以减少商业性交易。令人不安的是，瑞典的性工作者指出刑事打压直接导致了性产业转向地下，并伴随而来更危险的后果——嫖客拥有了更多要求何时、何地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反而限制了性工作者自我保护的能力。

    事实同样告诉我们，将卖淫或者嫖娼(抑或两者同时)加以刑事管束使得性工作者更容易受到来自法律执行的暴力或者道德歧视的伤害，尤其是像妇女、少数族裔、贫困人群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的性工作者。同理，即便遭受了强奸、拐卖或其他压迫，刑事干预很可能阻断了性工作者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的道路。这些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证实：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s)2012年的报告记录了被警察骚扰、勒索、恐吓的性工作者的经历，报告提及的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南非、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肯尼迪。在瑞典，性工作者依然是警察骚扰性搜查和问询的对象。

    性工作者，他们的支持者，诸如“艾滋病与法律全球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HIV and the Law)”等机构，以及越来越多医学界和法律界的专家们，纷纷表示对自愿性交易应该取消刑事指控。归根结底，无论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什么，性交易都会存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取缔性工作，而在于如何保证从业人员的安全。合法化可以为性工作者开辟一条渠道去获得政府和国际资源，从而更好地面对来自暴力、人口贩卖等的威胁，进而帮助改善他们常常需要面对的社会恶名和偏见的境况。

    误区三：“我们应该把卖淫者从妓院拯救出来。”不一定。

    除了主张刑事定罪之外，一些禁娼妓主义者主张主动地将从业人员带离性产业，也就是说冲进妓院进行突击检查，把性工作者救出来，然后将他们安置在救助中心里。救援行动支持者的观点主宰了许多反人口交易的组织，也因此获得了国际社会大量的资助。比如美国政府就向积极促进援救行动的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正义使命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和“泰国北部打击人口贩卖协调组(Anti-Trafficking Coordination Unit Northern Thailand)”都获得过资金支持。

    其实，救援行动称不上勇敢。“国际正义使命团”就曾因混淆性工作者和人口贩卖受害者饱受批评。2003年，“国际正义使命团”在一场营救行动中从泰国一家妓院强行救出了性工作者，一名性工作支持者向《国家报》描述了被救出的人们的反应：“他们都受到了惊吓，并认为‘我们从不需要营救，让我们感觉像被逮捕一样怎么会是一场营救行动?’”

    近日，泰国执法机构通过加大搜捕力度来应对美国关于反人口贩卖的批评。去年十月，卡瓦拉?思维恩旁将军(Gen. Chavalit Sawaengpuech)对公众国际广播电台(PRI)说：“2012年，泰国皇家警察下令要求所有的警察每个月至少10天参与打击人口贩卖的行动。”实际上，公众国际广播电台注意到，警察只是在“试图达到指标，即使有时候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营救的性工作者是受害者。”

    当地执政者在搜捕行动中犯下的暴行在南亚、非洲、东欧都能找到记录。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公告中写道：“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调查显示，警察在搜救行动中带走的性工作者通常受到了殴打，并且被强迫通过和腐败的警察发生性关系来换取自由。”公告还提到，“搜捕行动同时还迫使性工作者在街头拉客，使她们暴露在更容易被暴力对待的环境中。”

    在柬埔寨，与警察相关的此类事件更加频繁。2008年6月，超过500名性工作者集结在金边游行示威，高喊“把我们从救世主手上拯救出来”的口号。由非政府机构(NGO)、教堂或者政府运作的用于安置被解救性工作者的康复中心也麻烦不断。这些中心声称提供医疗救助、咨询和职业培训。

    然而，他们中的很多被指控滥用暴力，拘留人员并迫使其与家人分离。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告阐述，一些印度和印尼的性工作者“被安置在遭受性剥削或者生理虐待的机构里”。在柬埔寨，“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记录了在政府康复基地发生的殴打、勒索、强奸事件。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除了长时间拘留妇女，一个康复之家认为将她们嫁出去是康复的一种方式。

    营救行动在公众眼中看起来当然是好的，这被《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特别报道过，他在2011年用推特直播了一场妓院的搜捕行动。保护的初衷当然是高尚的，但是如果忽视一些人主观选择将卖淫作为生计，营救其实将性工作者推进了受虐待的深渊——这个事实显然困扰着那些打着人权旗号主张政府干预的禁娼妓主义者们。

    误区四：“但是克里斯托弗写到了儿童性奴隶，我们一定要解救他们。”当然，但是慢着。

    2011年，在一次柬埔寨的妓院扫荡中，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Kristof)在推特上写道：“女孩子们被救出来了，但是仍然十分害怕。最小的看起来13岁，从越南被贩卖过来。”他的发现强调了一个令性工作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反感的现实：性产业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强迫移民、折磨、囚禁和其他不公正对待。他们中的一些是成年人，但其他的是年轻的少男少女。我们应尽全力终止这些暴行，儿童不应该参与性产业。

    对此，国际法律法规明确谴责儿童卖淫，包括《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阐明了在这个问题上“零容忍”的政策。同时，美国有自己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于2013年年初重新启用)，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反人口贩卖法律。

    然而，极具讽刺的是，现在对终止儿童性剥削的努力经常把儿童置于危险的境地。在许多国家，当权者用同样的手段惩处被贩运的儿童和成年性工作者。拯救儿童和希望“拯救”成年人的突袭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人权观察组织在柬埔寨的报告中发现从色情产业拯救出来的儿童被迫贿赂警察，在政府的康复中心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同时，政府经常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解决人口贩卖问题，没有认识到每个儿童的处境都存在着差异。“面向全部儿童的政策固然需要，但如果他们没有注意到现实中的极大变量，更有可能会伤害儿童。” 前国际反奴组织负责人麦克?道特瑞杰(Mike Dottridge)如是写道。

    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美国之外。2011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报告发现美国色情产业中的儿童经常被逮捕进入少年拘留系统，“而不是他们能接收到社会保护服务的环境”。美国国家医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在2013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也发现直至2012年初，只有九个州颁布了法律保证被控卖淫的未成年人免于起诉。

    目前，许多为从色情产业中拯救儿童而做的努力既不安全也对他们不公正。纠正这些糟糕的过去意味着改进人口贩卖法律，对有质量的干预投入更多资源，改善未成年人易于遭到性剥削的社会和经济现状，并保证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这也意味着尊重并且让成人性工作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参与到解决方案中来。毕竟，性工作者会最先注意到哪些人被迫卖淫(包括儿童在内)，他们也是人口贩卖受害者最先寻求帮助的人。

    误区五：“卖淫传播疾病”从错误的角度看问题。

    性工作者长期以来背负着疾病携带者的恶名。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反对士兵购买性服务的海报上写着类似口号“她可能看起来干净，但是疾病是隐藏起来的。”在艾滋病毒流行期间，政府把这种致命疾病肆虐的矛头指向性工作者。在保护公众安全的名义下，打击卖淫地点和卖淫者变成了例行公事。近来，在希腊和马拉维之类的国家，当权者逮捕性工作者并强迫他们进行艾滋病检测，明显违背了健康和隐私权。

    围绕性工作的公众健康担忧是一定存在的，包括感染性病的高风险。但惩罚和羞辱绝对不是解决方案。同样地，定罪只能阻碍寻求医疗护理的途径。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对性工作者、他们的客户和第三方定罪或惩罚会削弱艾滋病和性健康项目的有效性。”

    另外，在美国，主要城市的警察会逮捕带着多个安全套的性工作者，以此作为他们非法活动的证据。作为回应，一些性工作者告诉记者、激进主义者和其他人，因为害怕警察，他们有时候不带安全套，在性交易中也就没有安全套可用。

    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是保护，而不是起诉性工作者。以“减少伤害”的名义组织分发安全套活动，对性工作者进行艾滋病病毒以及其他健康风险的教育，并且为他们提供体检、药品和心理辅导的计划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工作组的支持。这些计划有时候是由性工作者们自己运营的。在印度，SANGRAM组织监督安全套的使用，照顾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性工作者甚至阻止暴力的顾客进入妓院。反人口贩运的宣传也成为减少伤害的同伴互助计划的一部分，就像SANGRAM做的那样。性工作者权利组织应该参与到真正的反人口贩运工作中来，因为毕竟他们更了解性产业及其活动范围，他们更擅长这方面。SANGRAM的米娜?萨拉瓦斯?瑟舒(Meena Saraswathi Seshu)在2013年告诉联合国的新闻机构“联合国综合信息网”。

    “减害计划”的成效十分显著。20世纪90年代的象牙海岸，女性性工作者在“信心诊所”(Clinique de Confiance)的预防阵营接受了心理辅导、医学检查以及感染测试，这使艾滋病的普发率从89%下降到了32%。在南部印度，1995年到2008年期间，发放安全套等健康干预的增加使艾滋病和梅毒在性工作者中的普发率下降。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减害计划”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联合工作组的资料，在2009年，全球用于艾滋病和性工作防预的经费少于1%。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时常干扰健康宣传的禁娼妓主义者。比如，一个孟加拉的组织“德加?纳里?尚宏(Durjoy Nari Shangho)”，在接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经费并签署了美国反卖淫保证后，关闭了为性工作者提供的随时走访的中心。类似的，“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在美国国会听证会批评其鼓励性工作后，撇清了自己与柬埔寨和越南边境项目的关系。

    “减害计划”如果能被更广泛地接受、推广、升级，会在保护性工作者健康方面取得长远成效。但是“减害计划”不应该独立存在，应该与去犯罪化、扩展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努力相结合来使性产业正常化。

    误区六：“一个性工作者工会?!”没错。

    在反对法国对性交易定罪提案的游行示威中，一些示威者打着“性工作是工作”的口号。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工作，它也应该像工作一样被对待。今天，一些法律专家声称性工作者面对的许多问题都关系到劳工法。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性工作被看成合法经济体的组成部分，那么性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合理工资、伤害赔偿和其它基本职业问题就关乎法律。相应的，性产业及其工作者面临暴力和其他伤害的可能性就少一些。

    在职业化模式下，美国性工作者可以在妓院里向“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总署”报告健康风险。他们能建立工会，并且为获得对付警察骚扰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进行游说。从长期来说，性工作者应被当作公民看待，他们的工作应该是安全并且被接受的。特拉维夫大学的法律教授希拉?沙米尔(Hila Shamir)认为，尊重各种劳工的权利能帮助解决很多因社会和经济原因产生的人口贩运。对性产业也是一样，保障安全的工作环境能减少剥削，降低性工作者移居海外的诱惑(皮条客们承诺卖淫会有更高收入或者其他益处以此来吸引性工作者移居海外)。

    这些措施具有挑衅性?可能吧。但是早期研究显示这种职业模式能起作用。

    性工作工会已经开始在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推行，新西兰把劳工保护推行到了性产业，宣传组织也开始通过法庭来维护劳工们的权益。2010年，在南非的一个上诉法庭上，一位性工作者声称她被按摩中心不公正地解雇。(根据《邮政卫报》的文章：“因为她拒绝口交，和她的男朋友呆在房间，自己选择顾客并且没有接待足够的顾客。”)她在政府解决劳动纠纷之前得到了一场听证会，帮助受理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开普敦的性工作者教育和宣传特别工作组。

    面对妓院拥有者和警察，“性工作者联合会”代替了正式工会来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联合工作组的资料，一个名为“服务业从业者小组”的泰国组织通过引进“实习”计划增进了与警察的关系。警察实习生通过学习艾滋病防治知识，增进了对联合会成员的了解并改变了对性工作的态度。另外，研究者在2009年的调查中发现，南部印度的“性工作者联合会”能阻止逮捕，并且在面对警察骚扰和其他问题时向他人寻求帮助。

    所有这些例子说明了职业化的方式能提升性工作者的生活质量。但是让大众认同这一模式并不容易。不仅仅是改变观念和减少对废除性工作的支持，还需要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修改或废除不利的政策等。这些同样面临着强烈反对，比如去年9月，国际卖淫反对者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联合国那些支持性工作去犯罪化的报告。

    然而，像研究和经验显示的一样，改变观念对性工作者的权益至关重要，他们的权益也是禁娼妓主义者声称最想保护的。性工作者不仅有权利选择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有免于遭受恐惧、不公正待遇的权利。然而最根本的，是要消除人们对卖淫这一产业的长期误解。
 

    （作者系美国东北大学法律学教授）

原文标题：外交政策：性交易合法化讨论中的六大误区

原文来源：《外交政策》杂志

（立法网  小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