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权力偏好秘密

发布时间：2013-06-24 作者：

    权力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与善恶。关键在于如何运行。阿克顿之所以把权力与腐败直接挂钩，是因为权力往往偏爱于阴暗潮湿与高墙厚幕。这个结论当然具有普遍性，但不同的政治设计，也往往体现出不同特色。



    年前写过一篇《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国家的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无论是官僚机构还是等级组织，都是权力载体。专门为权势者出谋划策的孔圣人告诉权势者，“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权力的运行没必要告诉“下愚”，于是“诏敕颁于大内”，“政令行于禁苑”，“谋略出于甲帐”，这些从古以来的规矩就自然形成了。“禁苑”、“大内”、“甲帐”的功能就是保密。

    梁启超谓二十四史是“相斫书”（《中国史学萃·中国史界革命案》），其实整部中国史是一部“秘史”，秘密机关、秘密会议、秘密文件、秘密策划、秘密警察、秘密监听、秘密逮捕、秘密处死、秘密焚尸，国民处于《1984》的玻璃罩里，总也逃不过“老大哥”躲在暗处的眼睛。这个传统持续到当代，1957年的“反右派”，1971年的“小舰队”，走的都是这条欲“点火于基层”，先“策划于密室”的路数。流传于今的习惯，则是“内参”治国，“密电”执政，权力往往隐身于高墙深院，森严门禁之内。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但是，权力是如何腐败的，循着怎样的路径？阿克顿在原文中没有说明。美国伦理哲学家西塞拉·博克对此作了补充，她指出，阿克顿这句话应与他说过的另一句话结合起来：“每一件秘密的事情都会变质，即便是正义的行政也不例外。任何一件不容讨论，不能公开的事情都是不保险的”。这与“好事不瞒人，瞒人没好事”的中国俗语很相近。

    博克认为，阿克顿这是在向人们发出警告，“秘密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是极端危险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秘密都带有腐败和非理性的危险。如果他们对别人有不寻常的权力，而权力又是秘密运用的，那么滥用权力的诱惑就会非常之大”。（《秘密》）

    由于权力腐败往往与暗箱操作与幕后交易密切相关，一有公民要求公布官员财产或决策内幕，就触动了权力禁忌，严厉遭拒也就可想而知。权力的运用如此，权力的来源同样如此。在专制政体之下，权力的获得总是秘密的。秦始皇的“秘不发丧”，宋太祖的“烛光斧影”，清圣祖的遗诏篡改，且不论正史与野史，其实正史更加露骨地体现了为圣君讳的特征。

    在民主政治下，偶有疏漏，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在20世纪的美国，有两位知名的 胡佛先生，一位是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另一位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缔造者埃德加·胡佛。后者至今仍令美国人心生畏惧。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谋划者、粉饰者和调查者。他之所以经历8位总统、10位司法部长而屹立不倒，用他自己的话说：“谁掌握秘密，谁就掌握权力。”（2011年第12期《人物》）

    权力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与善恶。关键在于如何运行。阿克顿之所以把权力与腐败直接挂钩，是因为权力往往偏爱于阴暗潮湿与高墙厚幕。这个结论当然具有普遍性，但不同的政治设计，也往往体现出不同特色。一般来说，“专制政治尚秘密，立宪政治尚公开。秘密者，每出诡谲之权谋；公开者，必有鲜明之旗帜。”（李大钊《政坛演说会之必要》）民主政治强调堂堂正正，正大光明；专制政治热衷鬼鬼祟祟，幕后运作。春节前，朝鲜半岛两个国家先后发射火箭，其运作过程展示在世界面前，对比就十分鲜明。



资料来源：新浪博客

（立法网  赵娟/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