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祥德：劳教制度应向死而生

发布时间：2013-08-01 作者：

     劳教制度“死”后，有两种“生的路径”：第一种路径是把原来的劳教对象予以二元分流，一部分归于治安处罚，一部分归于刑事处罚；第二种路径是重新启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冀祥德撰文讲，中国的劳教制度应当“向死而生”。

    关于劳教制度的争论，主要概括有“废除论”、“小改论”、“大改论”三种观点：

    “废除论”者认为，劳教制度在我国，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怪胎”，一路走来，只有被劳教者的血泪控诉。劳教制度就是非法治产物，早应废除；同时，该制度没有合法性，既缺乏宪法依据，又与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冲突，理应废除。

    “小改论”者认为，应当在现有制度基础上予以改良。即把现有的劳动教养委员会由虚置改为“做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但是，事实上就是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所以，要改变这种做法，并吸收法院和检察院参与，增加听证程序，但委员会仍设在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主导。

    “大改论”者的观点是对劳教制度进行大幅度地、甚至是“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革。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改良，无异于“新瓶装旧酒”。

    对此，我们必须鲜明地认识到，劳教作为一项制度被废除或者停止适用之后，对其原来调整的劳教对象绝对不能放任不管，对原来的劳教对象不再处罚。所以，主张彻底废除劳教制度而没有任何替代法律规制的观点是不可行的。

    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应当“向死而生”。先宣告劳教制度“死亡”。劳教制度“死”后，有两种“生的路径”：第一种路径是把原来的劳教对象予以二元分流，一部分归于治安处罚，一部分归于刑事处罚；第二种路径是重新启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立法》，用新法律代替旧制度，对现在的劳教制度从名称到内容、从对象到手段、从实体到程序予以彻底改造。

    对于第一种路径选择，可以解决“劳教非司法化”的现实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将是治安处罚中的拘留问题。因为无论是治安处罚法中原有的拘留，还是新增设的对原来部分劳教对象的拘留，依然存在用行政方式限制人身自由的诟病。

    所以，作此选择后，必须还要走出第二步，即建立治安法庭，将治安拘留的对象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这一方面，需要修改刑法，对刑罚的种类予以调整，如把“治安拘留”改为“教育矫治”作为刑罚的一种；另一方面，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教育矫治程序”。具体说，就是在现行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一编中增加设置“教育矫治程序”一章。其显著弊端是犯罪圈的扩大等。

    对于第二种路径选择，则不需要扩大犯罪圈，而是直接用“教育矫治制度”代替劳教制度。对于原来劳教的对象，除去特别需要调整的之外，全部纳入教育矫治法调整范围。

    “劳动教养”是一个恶名，名声不好，不能再用，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把“劳动教养”改名为“教育矫治”。

    教育矫治立法的核心是对劳教程序（即改造后教育矫治程序）予以司法化改造。我建议立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符合教育矫治条件的，应当写出教育矫治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教育矫治条件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教育矫治的申请。由人民法院作出教育矫治的决定。

    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教育矫治的申请后，应当开庭进行审理。被申请教育矫治人及其亲属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检察院对教育矫治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对于劳教制度废除后，对于将来可能的对治安拘留的诟病，既可以在本次教育矫治立法中直接把治安拘留的对象纳入，也可以把治安拘留对象纳入教育矫治范围作为立法变动的第二步。

    当然，还可以有第三种路径选择，即将现在劳动教养对象，一部分留作教育矫治范围，一部分纳入治安处罚范围，一部分纳入刑事处罚范围。相关设计同上。这种模式选择的特点是需要同时制定和修订三部法律，立法成本较高，教育矫治的范围较小。



原文标题：劳教制度废除后的立法模式选择

原文来源：检察时空

（立法网  宋杨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