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澧：当冀中星案证据不足时

发布时间：2013-08-02 作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一份分析报告发现，该院受理的农民工申诉案件，多数以农民工败诉告终。败诉并非因为事实上没有道理，而是因为证据不足……



    据报道，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在7月20日发生自爆案后，东莞市连夜成立专案组，重新全面核查自爆者冀中星所反映的情况。东莞市向媒体发布的通报里说道：“经东莞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冀中星（控告治安队员打人）的举证不足，判决驳回冀中星的诉讼请求。冀中星不服，提起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是可以预料的说法，笔者不用看案卷，就可以猜到是这种结果。

    四年前，本专栏曾发表拙文，《农民工何年赢官司》（见2009年5月28日《南方周末》自由谈）。文章上来就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一份分析报告发现，该院受理的农民工申诉案件，多数以农民工败诉告终。败诉并非因为事实上没有道理，而是因为证据不足。……检察官提醒，农民工平时应有意识地主动收集、保存证据。”冀中星也是个农民工，初二即辍学，不太可能具备现代法律经验。何况2005年的事件到2007年才去打官司，他能找到什么证据？

    深夜两点，现场无行人。如有监控镜头，按经验，遇上民告官，立即会坏掉。虽然当时去了医院，要医院为庭审出个意见，却需无数印章，不像是冀中星能搞定的。冀中星当时开摩的，所载乘客也认为是治安队员打人，而不是冀中星自己摔倒。但法庭要是为某种原因不采信该证人，冀中星也没有办法。这种情况下，法庭必然判他证据不足。

    不过，要是在美国，这个案子，十有八九，会有不同结果。美国的原告律师，会去寻找其他人证，看看这个治安站点是否经常打人。如果能找到三个人，都在那里挨过打，就可表明那个站点有一种行为模式（behavior pattern），即打人是被告人的一种经常性行为。这时，原告律师就有可能说服陪审团，让他们同意：原告的证词更可信。

    很多强奸案是没有人证的，只是女方诉说对上男方的话。如果只是her words vs. his words，美国法庭怎么审？两造会设法建立对方的行为模式。控方律师会寻找男方的女友们，看看他对女性的一贯态度。如果女友里也有曾被男方强奸或受过威胁的，陪审团就会倾向于相信女方。反之亦然，辩方律师也会调查女方的男友。

    前一阵，有清华法学院教师声称：“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照笔者看，不论是对人格的羞辱还是对社会风气的破坏，强奸的危害不应以对象分高低。但在庭审时，控方律师要证明一个妓女确实被强奸，驳倒辩方律师基于女方交友历史所提出的质疑，确实比卫护良家妇女要困难得多。

    毛泽东同志曾就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说过，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美国的法制和审判实践，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

    当然，美国有的是得到广泛同情却因证据不足而败诉的案子。激起上星期六（2013年7月20日）全美近百城市游行的齐默尔曼案就是。

    所住社区多次失窃后，乔治·齐默尔曼志愿担任防盗巡视员。黑人少年特雷翁·马丁本来住得很远，但他的离婚父亲认识了齐默尔曼所住社区内一个女人，带着马丁来玩，这让马丁成了社区中的陌生人。齐默尔曼觉得马丁形迹可疑，开车盯梢。后在对打中，齐默尔曼开枪射死了马丁。政府控告齐默尔曼谋杀；辩方律师称自卫。当时天黑大雨，唯一的居民人证，在枪响之前，见到深色衣服（马丁）在上，桔色衣服（齐默尔曼）在下。这和齐默尔曼的证词相符。

    对齐默尔曼不利的证词是他报告警方后，警方要他放弃盯梢，不宜冒险。而本来对检方有利的证词，马丁与女友的手机对话，却因女友见到观众席上的马丁生身父母，不敢照转青少年讲话的用词和语气，难以传达马丁当时的恐惧心情。

    齐默尔曼的行为模式也于检方不利，他的黑人朋友相信他不是种族主义者。政府的检察官很努力，但未能说服陪审团，谋杀案终是证据不足。

    马丁与冀中星都是社区中的陌生人，都和社区的治安人员有冲突，警方的初期处理都是偏向治安人员。马丁的案子，在美国迅速得到广泛关注。虽因证据不足而败诉，却引发全国性的种族关系大讨论；连总统奥巴马（现年52岁）都站出来说：“（死时17岁的）马丁也可能就是三十五年前的我。”在这样的冲击下，案子发生地佛罗里达州法律里的“不退让”（stand your ground）自卫条款（即不必先设法逃避，就可自卫开枪），必然被人质疑。

    如今冀中星旧案重查，在党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号召下，在习近平同志“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下，敝人四年前的问题——农民工何年赢官司？——也应有一些新的进展。



原文标题：当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时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立法网  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