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义务教育不能“去行政化”

发布时间：2014-05-26 作者：

   “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1 落实《义务教育法》中规定的小学、初中免试就近入学，推进教育均衡，就属于政府需要“管住管好”的事情。在义务教育领域，决不可以“去行政化”……



    许多人说，2014年北京的春天特别长。这个春天，我确实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使我最强烈地感受到春天气息的事情，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4月18日公布的基础教育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明确提出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初中，以随机派位的形式确定学生。随机派位工作由区县教委统一组织，邀请相关单位和家长代表参与。全市将使用统一的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纳入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将每一个学生入学途径和方式全程记录，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权限进行查询和监控。

    这个方案中取消“共建生”的决定突出体现了“春天的气息”。老实讲，这多少让我感到意外，也使我喜出望外。长期以来，北京市实现基础教育均衡的步伐不仅远远落在铜陵、合肥这些先行一步的城市后面，也明显地落在上海的后面。落后的原因，就是由于北京有太多权高位重、财大气粗的“共建单位”。

    李克强同志2013年5月13日在国务院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讲：“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1 落实《义务教育法》中规定的小学、初中免试就近入学，推进教育均衡，就属于政府需要“管住管好”的事情。在义务教育领域，决不可以“去行政化”。

    我认为，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是政府需要“管住管好”的。在有条件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也可以逐渐把学前教育管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政府则应该“放开放到位”。

    我是一个纳税人。作为一个纳税人，我为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纳税是心甘情愿的——让不论贫富、不论城乡、不论地域的所有儿童都接受更好的、更公平的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我不仅心甘情愿地纳税，而且愿意纳更多的税，甚至愿意为之节衣缩食。

    但是，为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纳税，我是不情愿的。我认为，完成高中、大学（含高职）以及大学后的学习，应该是学生本人和学生家长的责任，不应是纳税人的责任。如果我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我的家庭无力支持我读高中，我会去读职业学校或参加工作，我会考虑半工半读，我不会去要求纳税人来承担我的高中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我相信，如果我确有才能，即使暂时不读全日制高中，我也一样会有精彩的人生。事实上，我16岁就开始自食其力，27岁才通过自学完成了高中的学习。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否进“全日制高中”对自己人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事实上，只要拿出不多的钱真正实现均衡平等的义务教育，只要使不论贫富、不论城乡、不论地域的所有儿童都能基本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根本不用担心有才华的寒门子弟上不起高中或上不起大学。今天，不论城乡，那些在义务教育阶段表现突出的学生，都是高中的争抢对象。对于这些优秀的初中毕业生，高中往往不仅免费，而且提供生活补贴。今天，北大、清华这些曾是中国最傲慢的大学都已经开始争抢优秀高中毕业生。在北大开始在招生中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方法以后，许多人曾指责北大争夺生源。虽然有一些银行出于经济考虑在向二本、三本院校的学生发放学业贷款时有所踌躇，但北大、清华、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根本不愁贷不到学费。我认为，停止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供大学挥霍，中国的高等教育只会发展得更好。

    我也愿意为学前教育纳税，我也希望早日实现更均衡的学前教育。从长远讲，学前教育也应该逐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学前教育均衡化的推进，需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今天首先需要办好义务教育，首先需要让不论贫富、不论城乡、不论地域的所有儿童都公平地享受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基于这样的心愿，我希望教育主管领导能更多地注意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区别，有所侧重，有所取舍。首先办好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有条件时，逐步对学前教育进行投入。就中国的国情讲，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应主要由学生和家长负担。
 
　　历史的经验需要总结。1986年，我国通过了《义务教育法》。20多年过去，我们还不得不容忍大量的“违法”现象存在。如果在1986年我们实事求是地选择“6年”而非“9年”，如果1986年我们在选择“6年”后坚持“立法必行、违法必究”。或许，我们今天的教育局面会更好而不是更糟。

    不加区分地谈论“去行政化”是不妥的。非义务教育，确实需要“去行政化”。对于义务教育，不能简单地“去行政化”。不仅不能“去行政化”，而且需要更强有力地运用行政权力和公共财政，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不加区分地反对教育的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也是不妥的。对于义务教育，确实需要抑制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抑制义务教育领域的牟利行为，鼓励义务教育领域的公益行为。而对于非义务教育，则可以适当推动教育的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既鼓励公益行为，也鼓励通过合法提供服务而实现的牟利行为，调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办好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不加区分地谈论“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妥的。在义务教育阶段，需要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强调培养具有必要道德、能力和知识水准的公民。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则需要强调“人的充分发展”，可以容忍甚至鼓励一些人的“片面发展”，可以容忍甚至鼓励一些“怪才”、“偏才”。
 
　　在义务教育中，我们应该注意保护弱者。只有让更多的弱者得到更好的教育，让更多的弱者看到生活的希望而不是对生活感到绝望，我们才可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尤其应该注意保护女生——我们的民族拥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母亲们，我们的民族才可能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在非义务教育中，我们应该注意鼓励强者。如果不能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我们的民族在今天这个“英特纳雄耐尔”尚未实现的世界上，就没有自立的空间。尤其应该注意保护男生，使更多的男生可以获得接受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机会，应该关注今天研究生院中“姹紫嫣红、女多男少”的现象。
 
　　在义务教育中，我们可以更强调平等，可以更多地讲一点儿理想主义，讲一点儿共存乌托邦精神，追求“教吾幼及人之幼”的理想；在非义务教育中，我们可以更强调效率和个性，可以更多地讲一点儿现实主义，正视和面对“人的学术研究能力（并不是一般能力）有高低”的现实。
 
　　在义务教育中，教育资源应讲“按需分配”，力争使所有的中国儿童都能受到必要的教育，都能平等地分享资源；在非义务教育中，教育资源需要“按才分配”，首先提供给那些最具有潜质的学生们。
 
　　今日中国，上上下下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转变经济结构”。雾霾消散，蓝天再现，河水变清，全要寄望于“转变经济结构”。没有人才，“转变经济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了对“钱学森之问”做出回答，为了培养出“转变经济结构”所需要的人才，必须在教育上下力气。
 
　　俄罗斯的罗蒙诺索夫是一个渔民的孩子，19岁才第一次走进学校，但是，他创立了莫斯科大学，对俄罗斯的科学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俄罗斯民族“科学和文化的彼得大帝”。今天，在许多偏远的农村，存在着大量的中国自己的“罗蒙诺索夫”，只有办好基本均衡的义务教育，才能给他们创造发挥才能的机会。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把教育中可以借助市场调节的部分交给市场，把不能交给市场的部分由政府管住管好，坚定推进，持之以恒，那么，我们就可以逐步建设好在公平方面让人民基本满意的义务教育，使不论贫富、不论城乡、不论地域的儿童都能接受基本均衡的义务教育；我们就可以逐步建设好在效率方面让人民基本满意的非义务教育，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



原文来源：共识网

（立法网  何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