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法治不能对公家人网开一面

发布时间：2014-05-27 作者：

    隐性权力腐败行为社会危害性甚大，但因为其所造成的损害是间接的，因而难以为非专业人士所洞察。这种危害，第一在于隐性权力腐败破坏公平正义。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既如此，“政法干警”犯罪，凭什么享有超越常规或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特权……



    日前，法院驳回辽宁大连某派出所两名前警察张某与王某的上诉，均维持了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执行的判决。这两位前警察在2013年8月向卖淫集团通风报信，导致抓捕行动失败。事后被判了缓刑，但这两位仁兄还觉得量刑过重呢。

    类似地，还有警察酒后交通肇事撞死路人只被判处缓刑的，有警察因为刑讯逼供甚至致人重伤只被判处缓刑的，不一而足。

    最后一种情形最夸张了。按刑法第247条、232条和234条，警察刑讯逼供致人重伤，应按故意伤害罪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如果刑讯逼供致人重伤尚且不必承担实际的刑责，对致人轻伤、轻微伤、事后检验不出来的内伤和不显任何痕迹的“熬鹰”等刑讯逼供犯罪行为，就更不用说了。如此，何以能在全国范围遏止刑讯逼供之风？

    另有一个看起来不相干领域的事情，性质也类同。“南纺股份”是一个国企。证监会认定，该上市公司在2006年至2010年连续5年虚构利润高达3.44亿元，但中国证监会开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仅对公司罚款50万元，公司12名相关责任人30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罚款，合计153万元。

    这是金融领域的个案，也是一个公权力机构对“公”姓违规者宽大无边、纵容袒护有加的“处罚”。按有关规定，任何上市公司经审计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为负值，或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就应在其股票名前“ST”，当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等情况，其股票就应由“ST”变为“PT”，终止上市，即“摘牌”。所以，“南纺股份”早就应该被“摘牌”，退市。

    可现在，公司罚款仅占其虚构利润数的1/688，公司和个人两者罚款相加，也只占其虚构利润数的1/225。证监会如此执罚，怎么可能遏止上市企业业绩造假，怎么可能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

    上述事情均可界定为隐性权力腐败，与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为典型外化行使的显性权力腐败分庭抗礼。隐性权力腐败的社会危害性之大，并不亚于显性权力腐败。我们不妨剖析一下它的特征和危害性。

    特征：为广义的“自我”谋求特权。说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很具体。其表现无外乎“我们公检法是一家，都属政法干警”，“我们共同打击犯罪”，“我们虽分属不同事业企业组织，但都是国有的，有共同利益”，如此等等。

    什么叫做谋求特权？犯了罪获超越常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特权，这种特权是普通公民绝对无法享有的，也是“政法干警”之外其他公职人员享受不到的。至于在“南纺股份”这个行政处罚案例中，特权则表现为“国有”企业事业组织相对于民企享有的“潜规则”意义上的优惠。所有这些特权，其实最终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相关特权组织成员个人的特权利益。

    隐性权力腐败行为社会危害性甚大，但因为其所造成的损害是间接的，因而难以为非专业人士所洞察。

    这种危害，第一在于隐性权力腐败破坏公平正义。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既如此，“政法干警”犯罪，凭什么享有超越常规或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特权？国有企业事业组织凭什么享有民企享受不到的“潜规则”优惠？

    第二，隐性权力腐败给特权享有者之外的公民或其他个体的合法权益构成严重损害。显然，放纵警察的刑讯逼供行为，加剧了其他公民遭受刑讯逼供和卷入冤假错案被错关错杀的危险；放纵警察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亦令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正义伸张。同理，“南纺股份”那样的国有上市公司连续5年虚构数亿元利润，欺骗股民，损害股民财产权利。

    第三，搞乱了宪法法律规定的或竭力维护的社会秩序。放纵警察的刑讯逼供行为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大而言之破坏了宪法法律所欲形成的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的正常关系，必然造成或加剧官民对立，提升民众本来已经够浓烈的仇官情绪；小而言之败坏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三方应严格适用法律、相互制约的职权关系，把这种关系变成了三方为“政法干警”谋取集体特权而相互合作。“南纺股份”虚构巨额利润案也是一样，执行畸轻的相关罚则，破坏着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

    无须多言，上述情况足以表明，隐性权力腐败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宪法法律秩序危害甚烈，法治秩序绝不意味着对公职人员与公营机构网开一面与宽纵的特权，对于特权必须予以坚决反对。



原文来源：南方周末

（立法网  小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