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晓敏：午时三刻行刑时间并非古代法律的规定

发布时间：2012-10-09 作者：

    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时，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古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和他有关连的人员。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称＂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立法网实习记者  小蚕

    姜晓敏近日撰文指出，借助戏曲、小说的传播而为大家所熟知的“午时三刻”这一行刑时间，并非古代法律的明确规定。如唐代死刑执行的具体时间，是在黄昏时分。

    姜晓敏认为，我国古代非常注意死刑执行的时间。被判死刑的人，除了重要罪犯（如钦定要犯）或在非常时期（如战争中）应立即处决之外，从古至清都定在秋后处决。

    《左传》中就有“赏以冬夏，刑以秋冬”的说法。原因是秋季草木凋零，呈现一派肃杀之气，此时行刑，正是顺应天道肃杀之威。所以，《礼记•月令》篇说：“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戮有罪，严断刑。”历史上，除了秦时一年四季都可以执行死刑外，其他各代处决犯人都在入秋以后，这就是古时常说的“秋决”。

    行刑的具体月份，各代的规定稍有差别。西汉时，规定在十月至腊月之间，一到立春就不能再执行死刑。唐代规定，若不是在秋分至立春之间处决死刑者，要判一年徒刑。明代规定，执行死刑在秋分以后、立春以前，若有在立春以后至秋分以前处决死刑者，杖八十。
   
    姜文说，除了在选择季节上有“秋决”的习惯外，执行死刑的具体日期也有一定的限制。如唐代规定，在大祭祀日、致斋（举行祭祀或典礼以前清整身心的礼式）日、朔日、望日、上弦日、断屠日月（官府下令禁止宰杀牲畜的日子或月份）、二十四节气、假日以及下雨未晴的日子，即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加上二十四节气日、雨未霁、天未晴及大祭享日和闰月的全月，都不得执行死刑。这样除来除去，一年中能执行死刑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

    不仅如此，在可以行刑的日子，行刑的具体时辰也有规定。白天行刑必须等到午时，夜间行刑必须等到天明，这在各代已是通例。 应该指出的是，借助戏曲、小说的传播而为大家所熟知的“午时三刻”这一行刑时间，并非古代法律的明确规定。

    古代的“时”和“刻”，实际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十三时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时，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古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和他有关连的人员。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全世界几乎所有古代国家，执行死刑都要求在白天进行。比如，20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普遍是在“日出之时”处刑。这里的共同考虑因素，显然有防范上的理由，也有威慑民众的理由。不过，像中国那样考虑鬼魂阴气因素的却很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报应”，得到“福报”是善事积累的结果，得到“恶报”则是恶事积累的结果。如《周易•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说教和传统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更在民间根深蒂固。

    照理说，法官、监斩官、刽子手都是在执行法律。他们合法判人、杀人，不应像一般的杀人行为那样受到报应。不过，考虑到中国古代的法律和“天理”、“人伦”之类的规范体系相比，其神圣色彩要淡薄得多。因此，作为法官、监斩官、刽子手个人来说，总觉得单靠法律护身还不足以避免报应，还必须要靠那“午时三刻”的阳气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匡正祛邪。

    按照清代长随的教科书《公门要略》的说法，当时的法官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时，是由刑房书吏将死囚的犯由牌（也称姓名标子）倒呈长官，长官提朱笔，刑房书吏就势往上一拖，让死囚姓名上勾到红笔痕，这就算是那枝朱笔签发的死刑执行令，法官不直接对此负责。那枝朱笔就此抛弃，再也不用。而监斩官为了辟邪，出发监斩时，总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红斗篷来辟邪。行刑结束后，总要绕道去城隍庙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回衙门后还要大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全体衙役出动，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排衙”，驱赶鬼魂阴气。
  
    古代君王为了极力表明自己的不忍刑杀，在死刑执行之日，往往还要作出不食酒肉、取消歌舞娱乐活动等姿态，以示自己的仁德。如唐太宗就曾言：“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下令“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彻乐减膳”等等。

    赵旭在《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一文中，对唐代死刑行刑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大唐六典》记载：“仍日末后乃行刑。”五代时有人引用唐代的《狱官令》，可以佐证：（后唐长兴）四年（933）六月，大理寺张仁椽？奏：“……准（唐代）《狱官令》：‘诸大辟罪，官给酒食，听亲故辞决，告犯状，日末后行刑。＂另外，《太平广记》记载，刘崇龟镇南海之日，为引诱杀人后逃窜的罪犯，“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侵夜毙之于市”。

    姜晓敏认为，为了使其信以为真，死刑的执行必然合乎制度。“侵夜”，即刚刚入夜，与“日末”语意吻合。正史与野史相印证，证明唐代的死刑，的确是在日末执行（“入夜”当与“日末”同意），并非如近代戏文中表现的“午时三刻”，而是黄昏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