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泽彬：震惊全国的人大代表贿选案 却未能启动人大特定问題调查程序 令人匪夷所思

发布时间：2019-05-05 作者：温泽彬

    人大对特定问题调查的启动难度大，尤其是按照法定条件启动调查的情形极少发生，已发生的案件多半是受人为因素影响而得以成功启动。自1954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实践中从未组织过撤职调查、罢免调查与特定题调查。地方人大的实践也不理想，社会公众对这一现状颇有微词。

    我国人大对特定问题调查的实践案例并不多见。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无正式运用调查权的事例。

    实践中曾有公民联名、个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事例，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真正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程序。

    西南政法大学温泽彬撰文说，地方人大启动特定问題调查权的事例也不常见。

    其中，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主要事例有：

    1998年6月16日，海南定安县人大常委会对县社会保障局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情况进行调查。

    2000年5月，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成立汪伦才案件特定问題调查委员会。

    2003年3月，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了特定回題调查委员会。

    2003年7月，辽宁省兴城市人大常委会对兴城市法院的错误执行裁定启动特定同题调查程序。

    2005年7月，湖南省宣章县人大常委会对县城环城西路存在的问题启用特定问題调查程序开展调查。

    2005年9月，湖南益阳人大常委会开展城市规划区闲地的调查案。

    人大启用调查职权次数少，调査监督功能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根据安微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公布的一份调查材料显示，组织特定问題调查委员会是人大所有监督方式中使用最少的一种。该省15个省辖市中，只有1个市使用过特定问題调查监督方式。抽样调查的36个县级人大常委会也只使用过7次，有38％的人认为运用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监督难度较大。

    人大对特定问题调查的启动难度大，尤其是按照法定条件启动调查的情形极少发生，已发生的案件多半是受人为因素影响而得以成功启动。

    根据现行法律，委员长会议、主任会议、1／5以上常委会委员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10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员会。事实上，由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联名发起启动调查机制的情形基本上未发生过。

    实践中，更多是由人大主任作为“人大领导”拍板决策向常委会提出成立调查委员会，或者人大主任通过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无疑，调查委员会成立往住与个别领导密切关注有关。这种运行模式下的人大调查权实施的民主基础令人怀疑。

    人大特定问题调查实践无法满足社会现实需要。人大面对社会反映强烈的事件往往视而不见，而真正实施的调查案件多涉及普通的司法案件。

    自1954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实践中从未组织过撤职调查、罢免调查与特定题调查。地方人大的实践也不理想，社会公众对这一现状颇有微词。

    以2013年发生的“上海法官娼案”为例，该案在社会中影响极大，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并未启动调查机制，严重损害入大监督权威。任免法官系人大职权范围，由人大常委会启动调查机制并据此作出决定是其职责所在。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仅仅是听取、审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职的议案。

    又如，在2013年湖南衡阳发生的人大代表贿选事件中，原选举单位的人大常委会接受516名衛阳市人大代表的辞职。作为震惊全国的人大代表贿选案，却未能启动人大特定问題调查程序，令人匪夷所思。

原文标题：温泽彬：震惊全国的人大代表贿选案 却未能启动人大特定问題调查程序 令人匪夷所思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