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发布时间：2013-04-30 作者：

    长久以来，体制性失实、习惯性遮掩以及政令的频繁变动，都让公权陷入塔西佗困境的概率急剧增加。 这一发端于古罗马，成熟于西方的政治学经典定律描述了这样一种困境：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被重查的郭美美

    2011年，一个爱马仕包、一辆玛莎拉蒂、一块金光闪闪的红十字会招牌与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基尼系数近年来日益扩大的中国，贫与富的巨大反差挑动着人们脆弱的神经，尤其当这样一笔巨额的财富、奢华的生活与如此年轻的年龄相匹配之时，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掀起一场舆论的飓风。

    此后，郭美美就一直没有离开媒体与公众的视线。

    今年，炫富的郭美美又一次将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不是红会第一次被推上舆论的审判台，但这一次看起来比以往的任何一次质疑都更加严重。

    加之尚未解释清楚的巨额餐票、审计违规等事件的一一回放，以及“虚开发票、收取买路钱、工作人员戴名表”的种种传言，让公众对红会本已稀缺的信任更加稀少。

    特别是在雅安芦山4·20地震后，当红会走向募捐的前台，信任危机衍化下接踵而至的是红会平台上收到的几万个“滚”字与募捐款量的迅速下降。

游走在重查与被重查间

    痛定思痛，4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名为“委员之声”的微博，称社监委委员王永曾两次提出重查郭美美案，刘姝威委员则在地震后首次建议，社监委应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程序，并向公众解释清楚，否则红会的声誉很难恢复。

    随后发布的微博则称，目前社监委内部已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待芦山地震灾后的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社监委将启动针对郭美美案的重新调查。”

    但4月26日红会旋即否认了这一提议，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发微博称“重查”只是“监督委王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一些媒体记者见风就是雨，报道成了红会决定要重查郭美美事件。这样的乌龙新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然而这一回应却引来更大范围的质疑，虽然事后社监委委员王永在接受采访时也称，目前社监委内部也确实未对此达成一致，按照社监委章程，必须半数以上的委员同意才可启动调查，“现在只有3个委员建议。”

    但红会的信誉显然已经无法经受这样的折腾，在推倒与重塑间，公众心目间红会的信誉已如一缕游丝。来来回回的肯定与否定间，也让红会内部启动重查的矛盾阻力跃然纸上。

压倒红会的最后一根稻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公众对红会的不满由来已久，其导火索是2011年6月横空出世的郭美美炫富事件。这位自称红十字会商会总经理的女子，用一起至今仍迷雾重重的悬案，撕开了公众不满情绪的冰山一角。

    但郭美美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汶川地震救援过程中的捐助款项使用的不透明已让民众对红会质疑重重。

    近两年里，媒体又陆续曝出“上海红会万元餐费”、“成都红会汶川地震募款箱多年未取，箱内捐款发霉”等事件，令红会几乎不间断地处在舆论火山口上。

    一系列事件牵引出的是红会内部管理的无序和混乱，而面对舆情危机，红会宣传理念和技巧上惊人的落后以及公共关系处理的不当更无异于火上浇油，一再让舆论怒火复燃。

    有观点认为面对舆论危机，网络本可以成为红会募集善款澄清疑惑的有利场所，却反变成了声讨红会的战场，不得不说红会沟通理念的滞后与落后。不过网上的骂声也不一定全然代表理性的民意，毕竟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已经验证极化效应在虚拟空间中的存在。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商建辉认为在处理公共关系之时：“关键时候红会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在给公众一个交代的同时重塑自己的形象。只顾低头看路，不管社会舆论的处理方式在当今时代行不通。”

红会只是转型期公权信任危机下的替代品

    作为中国最大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慈善组织，有“慈善组织中最大的央企”之称的红会只是当前公权信任危机中的一个缩影。

    板子打在红会身上，根源却远非如此简单，就像瞎猫碰见死耗子，公众的怒气不过恰如其时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排泄口。

    长久以来，体制性失实、习惯性遮掩以及政令的频繁变动，都让公权陷入塔西佗困境的概率急剧增加。

    这一发端于古罗马，成熟于西方的政治学经典定律描述了这样一种困境：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此时的红会和部分地方正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

    如同郭美美事件中诸多细节的不清不楚，公权的平日作为里也有太多的不明不白。公民社会的孕育、进步与发展也让公民对待公权的态度日益严苛起来，但相应的反馈机制尚未跟上民权意识演进的步伐。

    错失的平衡与协调带来的是高压锅内压力的骤然上升，当有阀门打开之时，蒸汽瞬时冲出。红会的陋闻正如这样的阀门，众声喧哗中自然被带到舆论的顶峰。

调查不一定能重获公众信任，但不调查一定失败

    那么，红会怎样面对现在“对即是错，错更是错”的行为困境，到底要不要重启与红会形象密切相关的郭美美事件调查？

    决定权都在中国红会社监委手里。

    2012年年底中国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社监委是一个独立机构，由16名来自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多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包括迟福林、王振耀、俞可平、白岩松、王永、刘姝威、袁岳等。社监委员不从红会领取任何报酬，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对红会的监督。

    按照委员会章程，对于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红会有关事项，社监委可以主动代表社会公众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

    也就是说，对于是否重查郭美美事件，一切还有待今年6月上旬的社监委全体委员大会，红会无权决定。

    红会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曾分别于2012年12月份社监委成立之初和今年2月份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渠道两次提出重启对郭美美事件调查的建议，但这两次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回应和进一步讨论。

    对于重启调查是否有助于红会重获信任，在王永看来：这一点还有待观察。调查郭美美事件，就可能重塑红会的信任度；如果不调查，就绝无可能重塑红会的信任度。也就是说，调查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调查一定是失败的。

    诚然，公信力是一切慈善组织生命的源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事实上，早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由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刘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已公布了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报告。

    结论是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

    但在这一报告中诸多公众关心的细节问题并未解释清楚，对此，社监委刘姝威委员表示：显然公众没有被说服，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红会，而不是其他公益组织。今后怎样避免出现这样的事件，报告没有说明。

重建体制上的玻璃口袋比重查本身更重要

    中青舆情监测室在抽样网民意见时发现，即使重启调查，网友中对此“买账”的人也并不多。七成发言的网民更期待红会用“晒账”而非“查人”的方式，来亡羊补牢。

    在网民不买账的理由中，认为“重查无助于结果改变”的，占了三成(32.6%)。其中，网民“dzm2000”的质疑颇具代表性：“郭美美是否为红会工作人员，当初已经明确给出了否定答复。两年后重启调查，相关证据还有吗？即使有，也已经销毁了。重查的结果会有所改变吗？”

    网民“生姜”则规劝：“信任就像一张弄皱的纸，即便抚平，再也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希望红会会懂。”

    更应关注的是红会背后的体制：组织管理上的漏洞导致总会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管理缺位；财务管理上的重大缺陷致使红会对“钱用在何处”的问题却是讳莫如深；历史遗留问题的陈旧积弊带来的官僚化、行政化问题等等。

    倘若重启调查，那这不应该是缓和舆论的一次危机公关，而应该成为系统清理积弊、零起步重建公信力的起点。

    能否主动改革，去行政化、官僚化，建立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让公众透过体制的玻璃看清楚每一分爱心的去向与着落，这也才是红十字会摆脱郭美美的出路所在。

    遗憾的是，自汶川地震始，红会或者说中国慈善组织在这一方面进步有限。

    2010年民政部下属机构的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多次捐赠井喷后，中国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并未提高。报告显示，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

    同期，来自基金会中心网收录的信息显示，1900多家基金会中没有网站的1307家，占了三分之二；而那些有网站的还有170家页面基本不更新。

    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值得欣慰的是，灾难让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了跑步前进。专业人士称汶川地震让慈善事业进步了至少十年。

    此次芦山地震的消息传来，汲取过往教训，众多基金会从救灾开始的第一秒，就已经着手善款流向的信息披露工作，目的就是杜绝“留给公众一笔糊涂账”。

    其实长期以来，面对各种灾难，中国并不缺乏爱心和支持力量，所缺的是对爱心的呵护。公众对慈善公益机构的捐赠信心，取决于公益组织的公开透明：取决于每一笔捐款都有据可查，每一笔善款的使用去向都公开透明。

    同时慈善组织应主动接受外界的监督，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当公众看到自己捐献的钱物最终都用于帮穷扶困，慈善组织最终才会得到公众的信任。


 

立法网实习记者 赵利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