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四大发明遭遇话语权力之争

发布时间：2012-10-16 作者：

    立法网实习记者  小蚕

    北京大学王岳川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

    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

    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

    甚至有人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毕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

    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伪造历史。

    其实，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是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惟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这种说法。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如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皆谓圣人所已言”，“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

    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导“西学中源说”。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上国”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

    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等等，不一而足。

    王岳川认为，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