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黠鼠赋》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
 

    话说苏轼有一天晚上读书，忽然听到有老鼠嘁嘁喳喳磨牙的声音，找了半天是个口袋里传出来的。童子打开口袋，只见一只老鼠四仰八叉躺在里面，吓得说：“这死都死了，怎么还会啃东西，难道有鬼？”苏轼一头雾水地把口袋倒过来，结果老鼠哗地一下就跑了，追都追不上。他一琢磨：噢，口袋太结实了，老鼠掉进去咬不破，才故意用声音把人引过来，然后又装死跑掉。你小子，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苏轼是个热爱学习的人，他反躬自省了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修为不够，会被老鼠的声音吸引过去（感觉槽点略多）。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只是觉得连他老人家都被老鼠骗过，那我家以前被老鼠欺负也就心安理得了。

 

南宋·钱舜举《黠鼠图》

 

    没跟老鼠斗过的人，完全不能想象它的智商有多高。以前我家厨房有老鼠，我妈就买了粘鼠板，把花生米炒得香香的搁上去，结果这孙子上面的不吃，就吃旁边的；老鼠药放了半拉多月，原先是多少，后来还剩多少；最后从外地商人那里买了据说很管用的老鼠笼子，好，总算逮住一只，就地正法了，没想到那笼子就变成了一次性，再也没起过作用，简直的。
 

    所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老百姓痛恨老鼠的历史几乎和农耕史一样漫长。老鼠偷吃东西很让人头疼：吃一份，糟蹋两份，弄脏四份，还连吃带搬。它还能传播疾病，目睹了乾隆年间云南鼠疫的师道南有一篇《鼠死行》，道是：“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结果写完后没几天，连师道南自己都死了。到了清末，东三省更是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流行性鼠疫，6万多人因此丧命。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隔离、消毒、阻断交通乃至中国人最忌讳的焚尸，才勉强控制住疫情。好，咱不提偷粮和鼠疫的事儿，可就是碰到老鼠晚上磨牙，普通人也招架不住呀。《水经注》说汉朝有个得道成仙的唐公房，某天嗑了仙丹，还分给家里的狗和鸡一点，大家高高兴兴上天去了，“惟以鼠恶，留之。”
 

    你看，连神仙都忍不了这货，何况咱老百姓呢？

 

东北大鼠疫期间的消毒车。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摄于1911年

 

    唐公房可以上天，普通人就只好在地上与老鼠继续作持久战。古代灭鼠的法子总结一下大概有三种：一是化学法，俗称耗子药。比如《山海经》记载皋涂山上有一种草，“名曰无条，可以毒鼠。”山上还有一种石头，“其名曰礜，可以毒鼠。”从周家台秦墓里的简牍来看，古人嫌礜毒性不够，还要把它炼烧提纯一下，做成更猛的“已鼠方”。顺便说一下，这个“礜”是硫化砷铁，用它提炼成的三氧化二砷有个常见名字，叫砒霜。《九品芝麻官》里的药店掌柜作伪证，说戚秦氏以家里有老鼠的名义买了一斤砒霜，挺符合清代实际情况的。除此之外，古人还用巴豆、乌头、桐子油等毒老鼠。到了清末，卖耗子药已然成了三百六十行之一。
 

    二是物理法，包括烟熏火燎、水灌土埋和各种机关。《诗经·七月》里有句“穹窒熏鼠”，说的就是堵上老鼠洞，再用烟熏，如今朝鲜族还有正月熏老鼠的习俗。另外，汉代的《焦氏易林》有一句“灸鱼棝斗，张伺夜鼠，不忍香味，机发为祟，柞不得去”。《淮南方毕术》里也说：“投鼠者机动。”注曰：“动，发也。发则得鼠。”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形状，但看这说法，估计和捕鼠笼子差不多。

 

十九世纪广州外销画中的老鼠药贩子。作者蒲呱

 

    这第三种“生物法”在中国一直长盛不衰，俗称就一个字：抓！需要说明的是，抓老鼠不是猫的专利，古人还用过狗和猫头鹰，有时候逼急了还自己亲自上阵。南越国宫苑遗址出土过一批木简，提到了汉代关于抓老鼠的若干趣事：当时政府出台了法律制度来动员全国人民捕鼠，还规定每人至少要抓五只。抓不够，板子凑，有个叫陵的“得鼠三，当笞廿”；另一个叫虖的更惨，一只都没抓住，“当笞五十”。这样大规模的灭鼠运动，可能只有新中国的“除四害”能与其相比了。
 

    除了这三种办法，古人有时候还会搞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比如《齐民要术》说：“取狐两目，狸脑大如狐目三枚，捣之三千杵，涂鼠穴，则鼠去矣。”不过我一直没明白这逻辑在哪。为什么要把猫脑涂在老鼠洞上，直接让活猫去抓不是更好吗……

 

四川郪江汉墓的“狗咬老鼠”画像石

 

    嗯，说到这你应该疑惑了：这小东西那么招人恨，为什么还能排十二生肖之首呢？
 

    别说你不服，古人也不服。清代的王有光就吐槽过：十二生肖里鼠小猪大，让猪排最后还能理解，让老鼠当首席，“其谁服之？”老虎那么威猛，却不得不夹在中间，“岂不悖哉！”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有理有据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国家废周历而用夏历，这样，每年是正月建寅，就能让老虎当老大了。怎么讲？我觉得想法很可爱，但为了这事儿改动历法好像怎么都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这不服估计还得憋着。
 

    民间对此有许多解释，大部分都是说老鼠通过骗猫、象、牛等动物坐上生肖头把交椅。比如老鼠没叫醒猫，自己跑到玉帝那儿当了生肖第一；比如老鼠坐在牛背上，抢先一步跳过天界当了第一，诸如此类。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讲，这些故事对老鼠的态度都很消极，出现时间应该较晚。所谓“礼失求诸野”，关于早期中国人对老鼠的微妙情感，我们或许能从少数民族的故事中管窥一二。拉祜族和彝族有关于远古大洪水的传说，说兄妹俩为了躲洪水藏在一个大葫芦里，最后是老鼠咬破葫芦，兄妹俩才得以出来并繁衍人类的。这和汉族“鼠咬天开”的故事有某种相似性。闻一多考证葫芦是多子的象征，而老鼠更不必说了，“一公加一母，三年二百五。”所以老鼠排生肖第一，可能是中国人某些原始的集体无意识使然。反观明代郎瑛和清代赵翼，用老鼠爪子数量及阴阳学说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似乎就失之穿凿了。

 

明·朱瞻基《苦瓜鼠图卷》，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古国。按袁行霈先生的说法，许多包含着丰富意蕴的宏大神话都在漫长的历史中被削弱或改造了。拿与老鼠有关的故事来说，现存的古籍里大多只剩下了一些零星琐碎的鼠仙、鼠妖或老鼠报恩之类，谁能想到它以前那么风光？大抵史前人类不怎么种地，在野外看到鱼产卵那么多，就赶紧膜拜；老鼠一年能怀八次，也拜。可种地后就不一样了：鱼离农耕比较遥远，慢慢淡出了视线；老鼠这东西倒是就在旁边，但闹起来太糟心，索性都一脚踢开了。只有那葫芦和瓜，结实多，喜庆，又不闹人，就一直作为多子多孙的意象保留到清代的图案中，所谓“瓜瓞绵绵”也。
 

    最能体现中国人对老鼠的矛盾心态的是一张年画：老鼠嫁女。国内许多地方都会在正月初七或二十四进行祀鼠，风俗略有不同，但一般都会贴出这张小小的年画。这“老鼠嫁女”嫁的不是别人，而是蜷伏在画面一角的老猫。所以这个题材既有灭鼠，又有人丁兴旺的隐喻在里面。鲁迅小时候的床头也贴着这么一张年画，他在《朝花夕拾》中回忆说：“另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娘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象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你去看一看这幅画，那些鼠儿有抬轿子的，有打灯笼的，有鸣锣开道的，一个个煞有介事，萌态十足。鲁迅先生后来养过隐鼠，估计跟这画有点关系。

 

清代临汾木版年画《老鼠娶亲》

 

    说到养鼠，如今宠物鼠也越来越多了。李斯年轻的时候当小官，发出要当仓中鼠而非厕中鼠的豪言壮语，现在看来，恐怕改成金丝熊会比较靠谱一点。金丝熊很萌的，你喂它一根面条，它两个小爪子捧着噌噌噌地往嘴里塞，也不怕从后脑勺戳出去。我当时看着它想：为什么会有獐头鼠目、贼眉鼠眼这样的词儿呢，这货明明很可爱呀！想来想去，应该是因为老鼠跟人类抢资源吧。可如果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这个理由还成立吗？
 

    前段时间看微博，说某男子修车时发现了老鼠存了一年的花生，然后全给取出来了。出乎意料，网友评论居然一边倒地偏向老鼠，开玩笑地责备车主不考虑老鼠感受。如果说老鼠从神坛跌下来是因为农业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那我觉得微博这事儿体现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的转型。孙幼军在50年代写《小布头奇遇记》，那老鼠四兄弟都特别坏；而到了90年代写“怪老头儿”系列的时候，里面的“耗子国”就成了一个有秩序讲法律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齐白石《自称》

 

    喜恶由外部条件决定，想想还是挺不自由的一件事儿。但愿人类有真正解放自己的那天，可以完全凭着自己去认知一件事物。觉得老鼠萌也好，觉得老鼠丑也好，“我为的是我的心。”


 

原文来源：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