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泳宏：妻有奸情是清代妻犯夫乃至杀夫的最主要原因

发布时间：2012-12-21 作者：

    清律重惩奸罪的规定，尤其是鼓励捉奸的规定，却导致“和奸”之妻过重地承担了随时被杀的死亡风险。“和奸”之妻为了化解风险或平衡生存利益，往往会冒险选择“因奸杀夫”，促使＂因奸杀夫”行为的多发。



    立法网实习记者  小蚕

    钱泳宏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通过对清代刑科档案的系统梳理，发现妻有奸情是清代妻犯夫乃至杀夫的最主要原因。

因通奸引起的婚姻纠纷估计占一半到三分之二

　　据郭松义教授统计，在婚姻类纠纷中，因通奸引起纠纷的，估计占一半到三分之二。同时，在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婚姻奸情类”档案进行统计后，他还认为，乾隆年间，通奸和奸杀案件频发，能看出在当时，男女私通属于社会上经常可见的、不可忽视的事实。

　　钱泳宏在文章中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清代妻犯夫的方式包括背夫逃亡、和诱、逼迫夫自缢身死、告夫、杀夫等五种。究其缘由，或因生活所迫，或受他人裹挟，亦有妻逞凶行恶。而其中，妻有奸情是妻犯夫乃至杀夫的最主要原因。

    钱泳宏还发现，相比“夫有奸情”杀妻而言，“妻有奸情”杀夫的案件非常多，且在杀夫案中占最大的比例。清代妻的奸情犯罪有着其社会基础。清代统治者基于对贞节的至上要求，重惩奸罪，却导致“和奸”之妻“因奸杀夫”行为的多发。而且，这种妻因奸情而杀夫或伙同奸夫杀夫的模式，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远。

《大清律例》对奸情“零容忍”

　  钱泳宏在文章中认为，清代尤重贞节，对奸情零容忍。为防控奸情产生，清代沿袭明律，专门设“犯奸”律。但是，“唐无此目，奸事在《杂律》中。《元律》立《奸非》一条，明因之而改此名”。＂犯奸”的律条有“犯奸”、“纵容妻妾犯奸”、“亲属相奸”等。其中，“犯奸”条还有13条例文，将关于奸事的名目分为和奸、刁奸与强奸等。这种细致划分的目的，在于“惩凶淫而维风化”。

    《大清律例》为防控奸情产生而重惩奸罪，具体表现为：对女性不忠贞的惩处扩展至婚前、严惩亲属相奸、鼓励本夫及本夫本妇有服亲属及他人捉奸，某些规定甚至不惜冲击尊卑有序的服制。

女性在婚前与他人通奸，父母捉奸仅杀奸妇不受惩处

　　钱泳宏在文章中认为，女性在婚前与他人通奸，父母捉奸仅杀奸妇不受惩处，只是将奸夫拟徒。如道光元年，“苏抚咨：张还因与徐瑞陇之女贵姐通奸，产生私孩，经徐瑞陇将女殴死”一案，张还比照“闻奸数日杀死奸妇，奸夫拟徒例”，拟以满徒。徐瑞陇则因忿激致死犯奸之女，所以不受任何惩处。

聘定未婚夫捉奸而杀奸夫减轻治罪

　　钱泳宏在文章中认为，聘定未婚夫捉奸而杀奸夫，例有减轻治罪专条。女性只要被聘定，就算尚未被迎娶，也要为未婚夫守贞。乾隆三十四年，“龙州客民梁亚受与黄宁嫜通奸、被卢将捉奸殴伤身死一案”中，刑部出于“本夫捉奸已属周详，惟已经聘定尚未过门成亲之妻、本夫捉奸将奸夫杀死，例无明文。设遇此等案件，外省问拟易致参差。与其往返驳诘。临事更张，莫若预定科条，易于遵守”的目的。

    建议拟定“凡聘定未婚之女与人通奸本夫杀奸例”，即“凡聘定未婚之妻与人通奸，本夫闻知往捉，将奸夫杀死，审明奸情属实，除已离奸所，非登时杀死不拒捕奸夫者，仍照例拟绞外，其登时杀死，及登时逐至门外杀之者，俱照本夫杀死已就拘执之奸夫，引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律拟徒。其虽在奸所捉获，非登时而杀者，即照本夫杀死已就拘执之奸夫满徒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如奸夫逞凶拒捕，为本夫格杀，照应捕之人擒拿罪人格斗致死律，勿论。”

    此条例只规定了聘定未婚夫捉奸而杀奸夫，而没有言及杀死奸妇，并且只言及聘定未婚夫捉奸，而未言及其有服亲属杀奸。因此，薛允升认为：“有犯，殊难援引……后有未婚妻因奸谋杀亲夫之例，此处似应添纂杀死奸妇一层，缘尔时并无杀死奸妇之案，是以亦不立此条例也。”

童养未婚夫及其亲属捉奸而杀未婚之妻均照杀已婚妻同罪

　  《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条例规定：“凡童养未婚之妻，与人通奸，本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并有服亲属捉奸，杀死奸夫奸妇者，均照已婚妻例问拟。”

    如嘉庆二十二年，“直督咨：魏九杀死与伊童养未婚妻高氏通奸之缌麻服侄高风光。查高风光出继高姓，例应归宗。魏九系高风光缌麻服叔，因见高风光与童养未婚妻高氏通奸，前往捉拿，致被挣脱，并不鸣官究治，辄将高风光擅行杀死”一案，刑部认为，魏九获奸既离奸所，杀死奸夫又非登时，应依“童养未婚之妻与人通奸、本夫捉奸、照已婚妻例”拟断。只不过本夫捉奸、杀死犯奸有服卑幼案件中，如果卑幼罪不至死，且本夫捉奸已离奸所、非登时而杀，则于常人绞罪上减二等。因此，魏九被拟处杖一百、徒三年。

女性未经成婚与未婚夫通奸的行为为清律所禁止

    《大清律例·总类》“比引律条”条例规定：“男女定婚，未曾过门私下通奸，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

    如道光十四年，福建司“提督咨：花连布聘同院居住之大妞为妻，虽未送给聘财，惟已经伊母备酒邀大妞之母同饮面议，即与定婚无异。该犯不待伊母主令嫁娶，辄私下与大妞通奸，复一同逃出另住”，律例没有治罪专条。花连布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仍酌加枷号一月。

　　不过，童养夫妻未婚通奸，虽被律例所禁止，但若被告发，是会被从轻处理的。如道光二年广东司现审案，胡六五儿聘定戴张氏之女妞儿为妻，过门童养，胡六五儿与妞儿行奸。刑部认为，妞儿毕竟已经过门童养，与未经过门者有所区别，因此，将胡六五儿依“男女定婚，未曾过门私下通奸，比依子孙违犯教令，杖一百律”减一等，拟杖九十。

亲属相奸在清朝立法至严

    《大清律例·刑律·犯奸》“亲属相奸”律条规定：“……若奸从祖祖母、（祖）姑、从祖伯叔母、（从祖伯叔）姑、从父姊妹、母之姊妹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奸夫、奸妇）各（决）绞。（惟出嫁祖姑、从祖伯叔姑，监候绞。）强者，（奸夫决）斩。（惟强奸小功、再从姊妹、堂侄女、侄孙女出嫁降服者，监候斩。若奸妻之亲生母者，以缌麻亲论之太轻，还比依母之姊妹论。）若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奸夫、奸妇）各（决）斩。（强者，奸夫决斩。）”该条例还规定：“凡奸同宗无服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各枷号四十日，杖一百。＂

    亲属相奸的律例表明：亲属相奸，血缘关系越近，服制越近，处罚就越重，而且，尊卑亲属要重于同辈亲属。张中秋教授曾经对汉唐宋元明清的亲属相奸法律列表做出比较，可以从中看出清律对亲属相奸罪惩处的明显加重。

清代统治者不惜将由其掌控的生杀大权下放以鼓励捉奸

　　钱泳宏在文章中认为，清代统治者为重惩奸罪，不惜将由其掌控的生杀大权下放，以勿论或减等罪罚的方式，赋予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及他人在特定情形下捉奸杀奸之权。

    薛允升对“杀死奸夫”条颇有微词，他认为：“《唐律》无此名目，不为无见。窃谓妻犯奸淫，即在应出之列，不出之而遽杀之，安能免罪耶？律于出妻之法，最为详备，非但意存忠厚，亦且保全人命不少，此法不行，而杀奸之例日益增多，甚至尊卑相犯，骨肉残杀，有弟杀兄、侄杀叔者，又有杀及伯叔母、胞姑、胞姊者，皆纷纷纂入例内，而轻重亦不得其平，刑章安得不烦耶。”

“捉奸杀奸”的规定造成了妻“因奸杀夫”案件的多发

　　清律设“和奸”条明文治罪杖刑，又通过鼓励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他人捉奸杀奸不罚或减等处罚的方式进一步惩治奸情犯罪，达到了重惩奸罪的目的。然而，清代统治者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律例“捉奸杀奸”的规定却造成了妻“因奸杀夫”案件的多发。因为，律例捉奸杀奸的规定，使得“和奸”之人面临巨大的死亡风险。为化解风险或平衡生存利益，“和奸”之妻多会选择因奸杀夫。

    清律规定，本夫杀死奸夫奸妇勿论或者仅惩以杖徒之刑，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捉奸伤奸夫奸妇勿论，杀死则减等惩处，变相鼓励了本夫及本夫本妇有服亲属的捉奸杀奸行为。清律对“捉奸杀奸”行为的不罚或减等处罚，造成“和奸”之妻在清律惩处的杖刑之外，面临随时被杀的巨大风险。加之民谚“捉奸捉双、擒贼要赃”之流行，基于求生的本性，“和奸”之妻为化解风险或平衡生存利益，更容易会冒险选择“因奸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