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2）

发布时间：2017-08-09 作者： 张扬

犯罪事实：“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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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被捕一周后，1975年1月14日上午，第一次提审。

    这是一次“例行性”审讯，问些姓名年龄，住址籍贯，家庭出身，个人成份，简历文化，有无前科，等等等等。

    两名预审员，一位三十多岁，另一位约四十岁。预审笔录首页上填写着他们的姓名：周运才，黄镜明。两人表情随和，语气平稳，没装出一副凶神恶煞模样，也不满脸堆着假笑。我对他们印象不错。

    审讯进行了两小时。临近结束时，那位年轻一点的忽然发问：“你知道为什么拘留你吗？”

    “不知道，”我摇头，“也许是因为我写了一部名叫《归来》的书吧？”

    “是的。”对方点头。

    “但是，请问，为什么我写了这么一部书就应该被拘留呢？”我直视对方。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嘛！”他有板有眼地回答，显得很严肃。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都知道它的“份量”。对当时所有的中国作家乃至所有跟作家或文学作品有点牵连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根凶狠的大棒。

    我并不是作家，也不认识任何作家，谈不上跟任何作家作品有任何牵连；我只是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时社会最底层的人，竟也没能逃脱其打杀！

    严格说来，《归来》并不是一部“书”，而只是一部手稿，书稿，或者说是一部手抄本。但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都习惯于把它称为“书”，那么，就这么叫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不比那些“真正的”书逊色；许多正式出版的书籍，其传播范围，其方方面面的影响，还远不及《归来》呢。

    我一直生活在湖南，而《归来》在湖南流传已有多年，很多人知道《归来》是我写的。据我的感觉，湖南的当权人物和政法机关虽然对《归来》感到“异样”，却没有追寻和抓捕作者的意图，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水平”；具有这种“水平”并拥有这种权力的，肯定是某位“中央首长”；哪位“中央首长”呢？我首先想到了张春桥……

    “对，肯定是这家伙!”

    “文革”中涌现出一批懂文字，有文化，专擅在文艺领域肆虐的佞臣；他们欺下媚上，狐假虎威，居心险恶，残害忠良，疯狂毁灭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唱尽了“革命”高调而干尽了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坏事。

    这类人物中两个最突出的典型，便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人民恨透了他们，知识分子恨透了他们，我也恨透了他们——现在，好了，他们终于直接跟我对垒了。

    因此，表面上是周运才和黄镜明在审讯我，实际上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审讯我；我的对手不是湖南省公安局，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个罪名，这个“基调”，并不是预审员决定的，也不是他们能决定的，而是他们的后台大人物“钦定”的。

    然而，就算我“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了吧，也还没有触犯刑律呀，怎么动用专政机关抓人呢？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都盛产“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五十年代中期苏联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五十年代末中国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等等，也都只是党内处分和撤职降级而已，并没有关进监狱呀——但是，且慢！碰上“无产阶级专政”，事情还真难说。

    马林科夫等人虽没有蹲监狱，但他们之前的“反党集团”如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却是经正式审判后被“依法”处决的。彭黄张周1959年虽然没有被捕，“文革”开场后却一律抓了起来；特别是后来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几乎是刚“揪”出来就被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

    我知道自己面临的形势非常险恶复杂！那些“反党分子”都身居高位，尚且难逃灭顶之灾；对付我这个小人物，不是轻而易举吗？相形之下，他们那么强大，那么穷凶极恶，而我如此弱小，如此孤独无助！他们“口含天宪”，他们的双手就是“国家机器”，他们的嘴巴兼具全部立法和司法大权。

    “文革”中、后期抓人杀人越来越多，各地都在不断举行“公判大会”，街头巷尾到处贴着划了许多大红叉和大红勾的布告；但无论怎样滥杀无辜，怎样制造冤假错案，一律宣称“依法判决”，从来没有承认也不敢承认他们的枉法乱判和无法无天。

    譬如这次抓我，就由省公安局签发了拘留证，半路上又到浏阳县公安局补办了搜查证——凡此种种，说明他们跟职业的强盗劫匪还有区别，不能明火执仗杀人越货或公然动用私刑；说明形势与1966年红卫兵可以随意抄家并活活打死人以及1967年造反派大武斗动用机枪火炮大规模相互残杀也有区别，不能完全胡作非为，得时时装作“依法办事”——尽管这“法”是假的，但要比完全没有法好，比“强盗之放火”（鲁迅语）好；因为他们固然要充分利用这些玩艺，但我也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玩艺。

    “依法办事？”什么“法”呢？就是“文革”以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名义颁布的形形色色的布告、通告、通令、通知、决议、决定等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央首长”在各类场合的所谓“批示”、“指示”和“讲话”。这些东西多如牛毛，又经常驴唇不对马嘴。

    但是没有关系，这样的“法律”更好利用，他们能利用，我们也能利用——充分利用，尽力利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给他们多制造些困难和麻烦。这样，哪怕最后他们终于得逞了，“胜利”了（他们干坏事时是经常能得逞和“胜利”的），但我们作为人（人！）来说终究拼搏过，抗争过，捍卫了自身尊严，向后人证明了自己的人格——比起那些死于地震或车祸的人来说，这无论如何也还是一种幸运！

    我跟张春桥、姚文元和执行他们指令的办案人员是对立关系，是敌对关系，是敌我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对此，不能有丝毫疏忽，不能有任何模糊认识。

    不是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对，我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怎样“抗拒”他们！而要抗拒他们，首先就得考虑他们给我定的罪名，准备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哪怕这种辩护毫无作用，也得辩护。

    我的罪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就意味着《归来》是一部“反党小说”。

    然而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不称《归来》是“黄色小说”或“反动小说”或泛泛称为“坏书”（这几种说法都是“文革”中常见的），而特意称作“反党小说”呢？

    “黄色小说”扣不上。很简单，因为书中丝毫没有“黄色”，男女主人公之间连握手也只有几次嘛！然而，“反动小说”或“坏书”却是可以不由分说给胡乱扣上的。

    在当时的中国，除了《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等寥寥可数的几部作品外，所有小说几乎都成了“反动小说”或“坏书”；正式出版的小说尚且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乱棒打杀，作为手稿和手抄本的《归来》当然更容易对付——但为什么不驾轻就熟地扣上“反动小说”或“坏书”，却偏偏指为“反党”呢？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有一条“不成文法”，即“反党”作品必然是据称“公开吹捧”或“影射吹捧”了某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或“反党分子”。

    如小说《刘志丹》“影射吹捧”了高岗，小说《保卫延安》“公开吹捧”了彭德怀，电影《怒潮》“影射吹捧”了彭德怀，歌剧和电影《洪湖赤卫队》“影射吹捧”了贺龙，戏剧《三上桃峰》“影射吹捧”了刘少奇，等等。

    然而，我的《归来》“吹捧”了哪一位“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或“反党分子”呢？

    《归来》初稿写于1963年2月，至1974年十一年中约写了十几次，却没有一次用公开或影射的手法写到“刘邓陶王张”（“文革”中湖南地区喊口号按顺序要打倒的五位“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和张平化），没有一次用公开或影射的手法写到“彭黄张周”或“彭罗陆杨”之中任何一位，没有一次用公开或影射的手法写到后来大红大紫又自我爆炸了的林彪及他那一伙人中的任何一个；跟此前“十次路线斗争”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或“反党分子”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博古等等，更是连边都没沾着——这“反党活动”从何而来呢？

    没有其他人可商量，只得同难友们探讨此事。

    按规定，监房中是不许谈各自案情的。但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卢培山老头已经很老了，管不动了，各种规矩都很松弛，不让犯人逃跑了就行；而且，不谈案情实际上也很难做到。

    此外，我入监已经七天，这七天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也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案情”，因而无所谓谈不谈案情。所以，过去七天中我海阔天空谈了不少，其中当然也有《归来》的故事内容，只是一周后的今天才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案情”。

    我的笔下吹捧了或哪怕只是写到了哪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或“反党分子”，因而构成了“反党”呢？我表示大惑不解。

    三位难友的文化程度尽管彼此相差很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惊人地一致。就像这是个“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他们异口同声叫道：“你的小说突出歌颂了周总理，他们所谓的‘反党’就是指这呀!”

    我更加大惑不解了：“可周总理今天仍是党中央副主席，而且在副主席中排名第一呀！报纸广播上不是仍在经常报道他吗？都说周总理是毛主席的好助手，好参谋长啊……”

    “唉呀唉呀，你真笨啊！”他们一齐叫起来，“说是说做是做，一步一步来嘛！‘文化大革命’都快十年了，你还这么不开窍！”

    我不吱声。

    “唉呀唉呀，你看你看！”他们以为我真的不开窍，殷殷开导我：“这一段时期成天评法批儒，批的是谁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什么当代大儒，什么周公，什么复辟派，矛头指向不是明摆着吗？”

    我仍不吭声。

    “唉呀唉呀，你呀你呀！刘少奇被搞掉了，林彪被搞掉了，现在该轮到谁了，还不明白吗？”

    我笑笑。其实，我能不“明白”吗！

    我知道自己是根据张春桥、姚文元之类“大人物”某个“批示”被捕的；我又知道这个“大人物”就是这么个“意思”，还知道他在自己的“批示”中绝对不会点明要害，不敢公然触及周恩来总理的名字。我还猜得出“大人物”麾下这帮狗腿子完全领会了并在忠实地执行其旨意，不然就说不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种黑话兼屁话来！

    我为周运才、黄镜明这两位预审员感到悲哀！前文说过我对他俩印象不错，但正因为如此吧，才更为他们感到悲哀。

    “文革”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全国搞得一团糟，你们难道毫无感觉吗？“刘少奇被搞掉了，林彪被搞掉了”，还想“搞掉”多少人呢？“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和权术手段以及其中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东西，老百姓都看得出，连“犯人”们都看得出，你们难道就看不出？以“文革”的名义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残害忠良的事，难道你们还嫌不够，还想残害周总理？中国人民对周总理是真诚热爱的，《归来》对周总理的描绘就是这种热爱的一种反映。难道你们的觉悟和良知，你们的判断力，连老百姓都不如，连我这个“知青”都不如吗？！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　觉林寺/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