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5）

发布时间：2017-08-16 作者： 张扬

知青们向我讲述我写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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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出狱后我回到大围山区，回到生产队，回到我那座东倒西歪的土砖屋内。

    周围的一切没有什么变化。那是一个停滞的时代，除“阶级斗争”的由头和手法不断翻新外，其他一切原封不动。算得上有点变化的也许是当年带人抓我的那位刘某。

    在我当“犯人”的近三年中他当上了新郎，妻子是一个来自湘潭的女知青。然而国家干部特别是公安人员不得与出身不好者结婚，而绝大多数知青出身不好，那位女知青也出身不好。

    “组织上”（实即公社周主任）不准刘跟那个出身不好的女知青结婚，他不听，听说还有些什么事得罪了周主任，于是被免去公安特派员职务，在公社机关打杂。

    我所在的农村一切依旧：女知青急遽减少，都嫁人去了；男知青还“残留”着一些。

    他们来看望我，送给我木炭、木柴、蜂蜜、大米、食油和钱。知青组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具被某些社员搬走了，我得一件件讨回来。

    社员们一般都还通情达理，也有个别例外，譬如那位后来的黄队长，他和老婆就一起跑上门来骂娘，骂我是“劳改犯”。

    三年牢狱生涯后，我极度苍白，羸弱，形销骨立，很容易感冒咳嗽，稍事活动便气喘吁吁。

    伙伴们割了肉，打了酒，偷来鸡鸭狗，用同样是偷来的坑木劈成柴，在我的一间土砖屋里烧起火，把那些各种各样的肉大块大块地切了，统统倒在一口大锅中，拌上白酒桂皮八角老姜辣椒用茶油翻炒，然后咕嘟咕嘟地炖煮。他们说要帮我补充营养，恢复元气。

    古怪而刺鼻的香气在土砖屋内外弥漫，桔红色的火光忽闪忽闪地照亮一张张黝黑的或古铜色的脸，像是回到了蒙昧时代……

    社员们习惯于夜间早睡。知青们的这类场合他们更是从不沾边。我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海阔天空瞎聊神侃，醉了之后就大叫大骂大唱大哭，直到东方既白，才东倒西歪地睡去，一张单人木床上往往挤着躺三、四个人。

    我们那里的知青，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我就算“高级知识分子”了。他们敬重我的“博学”，我也喜欢他们的粗犷质朴。

    这种海盗似的聚会，过去似乎尚未有过。时至今日，下乡七、八年了，有些甚至八、九年了，能回城的都回城了，剩下的都是没有希望的，才导致这种心态、这种气氛和这种场面。

    我倒是喜欢这种场面。我与世隔绝了三年，连长沙的亲人们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其他许多事情，例如林彪事件的详情。我出狱好几天后仍然以为林彪只是“出事”了，并不知道他已经死去。人们认为是太普通的事，所以没人向我提起。

    于是，知青聚会便成了我获知“信息”的机会。譬如一个姓洪的知青说在长沙街头曾遇见过我姨母，这使我知悉姨母还活着；又因为姨母几乎从不上街，除非来看我母亲，这又使我猜想母亲也还活着，并且仍在长沙……

    知青们特别爱讲故事。出自他们嘴巴的故事多是无聊粗俗的，但偶尔也有文雅的和颇具吸引力的。有些是过去三年中社会生活中的故事，有些是从海外电台广播中听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民谣和顺口溜，以及来自篇名叫作《一双绣花鞋》《少女的心》或《曼娜的回忆》之类的手抄本。

    我仔细倾听，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因为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事。

    有的故事一听就知道是胡编乱造，而且手法低劣。如《梅花党》，出自一个“手抄本”，把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说成特务组织“梅花党”成员，两个女人怎样都戴着梅花戒指，怎样用暗号接头等等，简直是一派胡言！

    看来，“手抄本”作者也很有“路线斗争觉悟”，很会看风使舵、落井下石和栽赃诬陷……

    “1959年秋天，在北京……”

    一天夜里，一个姓杜的知青也讲开了。他好像只读过小学吧，五大三粗，曾经以打架斗殴闻名，1967年带枪参加武斗，负过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据说手术时一刀下去，“精肉”竟达几寸厚，使医生们惊叹不已。伤愈后他元气大伤，远不如过去那么健壮；他回到农村，以“伤员”自居，从不出工干活，每日东游西荡——他能讲出什么来呢？

    “那天下午，黄昏，在前门大街一条小巷口外，开来一辆小轿车。车停住了。一个白头发的教授推开车门，提着一口皮箱下了车。他叫苏冠兰……”

    历来粗里粗气的杜某讲着这故事，居然轻言细语起来。他描声绘色，神态和动作都很柔和，好像他就是那位教授，刚跨下轿车，正在随意环顾四周……

    “你在说什么？”我吃一惊。

    天哪，苏冠兰不是《归来》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吗？而他娓娓讲述的，正是小说的开头……

    “什么‘什么’？”杜某瞥瞥我。他津津有味，进入了“角色”，不高兴我打断他的话头。

    “你刚才说的什么教授……”

    “不是说了吗，他叫苏冠兰！”

    “好，好，你往下说，往下说，我听着，听着——”我摇摇头，又连连点头。

    他接着往下说，往下说，直至深夜，直至终于说完。说完之后，他抱着双膝，沉默不浯，好像仍然沉浸在他刚才营造的气氛中，不可自拔。

    他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擅长讲故事，特别是发生在一群科学家之中的这种故事；但我听得出，他咯咯巴巴，居然把故事讲完了，而且讲得还算完整，没有重大遗漏。

    我环顾四周，大家都一直在倾听，听得很入神。听完之后，大家也都不说话，好像仍然沉浸在故事的意境中。

    篝火已经灭了，但余烬仍然很旺，忽闪忽闪，照亮了一张张严肃、沉默、凝重的脸，俨如一尊尊烧红烧透了的铸铁雕像；而在当年号称“知青”的这个群体中，几乎是没有过这种神情的……

    终于，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我听过这个故事……”有人说。

    “我不是听过，而是看过，一个手抄本，叫作《归国》……”另一个人说。

    “对，我也听说了，是叫《归国》。”

    “我是在江西搞副业时读到的，故事没区别，但书名叫作《氢弹之母》……”   

    “我读的那本叫《一代天骄》!”

    “好多人都知道这故事，听说写的是真事……”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不，是一个香港人写的，他六十多岁了……”

    “不，不是美国人也不是香港人写的，是个高干子弟写的，他了解内情。”

    “这不是小说，是一位科学家的自传。他就是书中那位苏冠兰！”

    ……

    只有我保持沉默。但其实我最“投入”，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心脏咚咚乱跳，呼吸急促。我认真倾听，唯恐漏掉片言只字。

    我已经意识到，眼前的一切关系到我今后的命运。

    又过了几天，我准确得知亲人们都还活着，都在长沙，并且都还住在柑子园。1973年1月上旬，我动身回长沙。

    林彪事件的影响之一，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那么紧了，形势宽松了一些，人们能够喘喘气了。母亲和继父都“解放”了，继续上班；三年前受我连累的朋友们，也都恢复了原来的生活状态。

    但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都是表象。“文化大革命”仍被肯定，被坚持，仍在继续；“阶级斗争”之剑仍然高悬在中国人头顶上。

    林彪集团虽然毁灭了，江青、张春桥一伙却更加猖狂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比林彪集团更坏，更加危险和可怕；只要他们一伙还在台上，中国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母亲精神压抑，继父的“管制”仍未解除。弟弟高大英俊，但因有这么一位父亲，每次招工都落空，长期在城里挑矿砂做苦工维持生活；妹妹聪明好学，也受家庭影响辍学在家。祖母更老了，快九十岁了，天天卧床不起……

    这样的家庭，毫无乐趣和幸福，只有苦闷和抑郁。我只要亲眼看到家人们都还活着就够了，想尽早回大围山去。动身之前我把弟弟拉到一旁轻声问：

    “三年前我被捕后，曾经要你去陈富强家——那部书稿，后来怎么样了？”

    “哦，这个，当时，我没有毁掉……”    。

    “果然！”我想。

    “我看了一遍，觉得，觉得没有什么嘛！”弟弟有点口吃起来，“于是，我借给了同学，同学又借给了别人，传来传去，好像传到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往后再也收不回来了——怎么啦？”

    “传到了沅江？”我瞥了弟弟一眼，“哼，恐怕已经传遍了全中国！”

    “那，那会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走着瞧吧!”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