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连载：张扬与《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9）

发布时间：2017-08-25 作者： 张扬

“主审官”没对我动过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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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来自作者故乡河南省长葛市宣传部制作的专题电视片。
张扬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深情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科学的春天，也没有自己现在的自由和幸福！”

    在审讯中，我交代于1963、1964、1967和 1970年共写过四稿，加上1974年稿，先后写过五稿《归来》。

    因为以“无罪辩护”为前提，所以我把这五稿写作的时间、地点和借阅对象等大体上都讲得很清楚。但实际上，自1963年以来我自己都记不得写过多少稿。反正每写成一稿便借给别人，别人又借给另外的别人，终至收不回来，只得又写；有时也因为自己觉得写得不够好而重写——这后一种情形还挺多，因为我从来没有对写成的《香山叶正红》或《归来》满意过，老想再写，企图使之至臻完美。但这个目的怎么能达到呢？即使是后来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我也很不满意，而且越到后来越不满意。

    《香山叶正红》改名《归来》是1970年事，那一稿造成全国规模的传抄，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一稿较短，只有五、六万字，传抄起来比较方便。

    “文革”至1970年已经折腾了四年，对文艺的“围剿”从1964年算起则已达六年，中国的文艺领域已经“革”得光秃秃的了，御制的八个“样板戏”即使据说也有“艺术性”吧，但强迫八亿人连续几年尽看这些玩艺，唯一效果肯定是只能令人作呕。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深知《第二次握手》还很不成熟，瑕疵甚多；但我至少敢于自信地断言，它之所以受到群众的欢迎，是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四人帮”的禁区，表达了人民内心的爱憎！

    正是因为“四人帮”搞得百花凋零，文艺园地中一片荒芜破败，才使得这部拙劣的作品得以呈现出一点特殊的风姿，引起人们的注目。

    从这种意义上说，不是别人，而正是“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才帮助了《第二次握手》的大规模流行。这是多么冷酷而又多么公正的辩证法!

    我说写过五稿，预审人员们在“定罪材料”中认定为写过六稿。他们知道不止六稿，但能证实的只有六稿，那就六稿吧；在他们看来，反正够杀我的头就行！

    应该指出，即使在“文革”期间，正式的公安机关和公安干警，相对而言还是具备了较多优点的。

    譬如无论在浏阳县看守所或省公安局看守所，对犯人都是不施肉刑的，哪怕对“气馅嚣张反动已极”不守监规且不断“谩骂”他们的我，惩戒措施一般来说也只是单独监禁或戴手铐，对我的长期绝食也只是几个彪形大汉将我五花大绑在一把椅子上，用铁棍钢钳撬开嘴巴强行灌食，直搅得我满口流血，差点呛死。

    但我今天愿意对此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也得听命于人，不能让犯人真的饿死。许多人绝食是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我却是真的，最长的一次绝食长达十四天。

    十四天后，身体极度消瘦羸弱不难想见，可居然还能走路，还能正常思维和语言，但全部牙齿大幅度松动，都快脱落了。

    我还应该“感谢”他们，因为如果我绝食而死，也就没有以后的《第二次握手》，没有作为作家的我了，中国大地会因此少了许多浩然正气！

    但我得声明，我所说的不施肉刑只是就我所亲历的两所“国营监狱”而言，其他监狱就难说了，至于当时大量的“群众专政”机构的滥施私刑酷刑，则是众所周知的事；此外，不施肉刑一般来说只是对政治犯中的思想犯良心犯而言。

    原因很简单：肉刑对他们不起作用。对某些刑事犯和某些狂乱的犯人就不同了。不过总的来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和党风政纪比现在要好；今天的所谓“牢头”、“狱霸”和这类犯人居然经常在牢房中打残打死其他犯人的事，那时是根本不会有的。

    五官端正的“主审官”往往被我激怒。一旦激怒，其五官就不那么端正了，气血上冲，面如猪肝，圆睁双眼，凶相毕露，吐出一堆蠢话来，不但于事无补，反而给他自己下一步的“工作”造成被动；但一般情况下他总还是能满脸笑容（我称之为“职业性的假笑”），和颜悦色，温言细语，“谆谆善诱”的。

    他从来没对我动过肉刑，从来不曾对我拍桌子打板凳，也很少大声喝斥威胁。相反，他经常引经据典，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也经常对我讲“政策”。

    可惜因为他文化水平低，往往满口错别字。譬如有一次他劝我别学苏联青年的坏样子，说苏联变“修”跟青年一代变坏有直接关系。我问苏联青年是怎样一种“坏样子”？他说他们普遍严重“凶(酗)酒”。

    其实我在牢房中连饭都吃不饱，骨瘦如柴，哪里有酒可“凶”呢？他还要我别学另一个“反革命犯”的坏样子，那人姓名中有一“铿”字，他念成“坚”。此外，他最经常的一个口头禅是告诫我不要“伟（讳）疾忌医”……

    我算了算，这位“主审官”在“教育”我时，前前后后读错用错的字竟有二十余个。于是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将那些错别字都嵌进去奚落他。

    我还给省公安局党委写报告，说你们不是算我“文化犯罪”吗？不是指我“流毒全国”吗？“文化犯罪”而能“流毒全国”，说明我虽然政治上很反动但文化上很不错嘛！那么你们就应该派一个识字较多的预审员出马才对嘛！让这种半文盲来对付我，一派胡言乱语，不是贻笑大方，丢“无产阶级专政”的脸吗？

    除识字水平外，“主审官”的逻辑、文理也很成问题。譬如当时有个政策，叫作“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主审官”洋洋得意，不下一百次向我宣讲此项政策，让我懂得我的“口供”无关紧要，我讲不讲或承认不承认都没关系，他们反正会用他们弄来的“证据”证明他们想证明的一切的。

    他们是怎样搜罗“证据”的，下文再谈；现在先谈“主审官”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无论作为政策或话语（哪怕是“文革”期间的政策和语言），这种说法本身都没有错；然而一到“主审官”那里，便驴唇不对马嘴起来。譬如他一字一顿教诫我：“你听懂了吗?一个‘重’，一个‘不轻’——嘿嘿，这是有区别的咧，党的政策是很讲究的咧！”

    我在给省公安局党委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中国的语言文字里，‘重’与‘不轻’有什么‘区别’？‘重’就是‘不轻’，‘不轻’也就是‘重’。因此，把‘不轻信口供’分解成‘不轻——信口供’也就成了‘重信口供’或‘重口供’——如此逻辑混乱，语无伦次，连常识水平都不具备的人竟被派来审讯我，真是斯文扫地，成何体统！”

    当年许多事，可以说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们确实做了不少坏事，伤天害理无中生有的事——效命于“四人帮”，就从根本上注定了非做坏事不可！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搜罗到一些“证据”。其中最功德无量的，是他们根据我的“交代”出去“外调”，居然找回了好几种当年流向四面八方的我的手稿原件，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流毒全国”的1970年稿！他们在审讯室中就不止一次非常得意地向我展示他们的这些“战利品”。

    当然，他们苦心孤诣搜罗来那么多原稿是为了“重证据”，用这些“证据”来证明我在漫长岁月中怎样顽固坚持“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以便扎扎实实把我送上断头台；但是，这也揭示了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

    我原以为，经过那么漫长的岁月，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经历了“文革”初期排山倒海似的“破四旧”，手稿又从千百人手上传过，一定早就破损、毁坏殆尽了吧？

    我做梦也没想到，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倾尽了他们的能力和爱心，小心翼翼地珍惜这部手稿，冒着风险保护她，直到云开雨霁，直到阳光重新普照大地！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