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灾乐祸：人性底部的邪恶快感

发布时间：2013-01-15 作者：

     人类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生命体，但“不总是最高贵的生物＂。幸灾乐祸是镌刻在人脑奖赏区域的进化印迹。如果存在一座人性的大厦，幸灾乐祸这种古老的情感，是位于基底部分。



    立法网实习记者 小蚕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和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曹红蓓、许燕、辛霞在《心理科学进展》上撰文指出，幸灾乐祸，指因他人的厄运而快乐。幸灾乐祸的本质属性是一种阴暗的情感，作为一种基于社会竞争和社会比较的社会情感，它是情境化的、由多因素决定，具有积极的情感效价，且不利于人际和谐，具有反社会性。

人性中的光辉与阴影从来势均力敌

　　曹文认为，人类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生命体，但“不总是最高贵的生物＂。人性中的光辉与阴影，从来势均力敌。中国成语幸灾乐祸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位于人性“底部”的阴暗情感。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2005)，幸灾乐祸指别人遇到灾祸时自己心里高兴。不是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专门对应的词语来确切描述这种情感，譬如英语中就没有，与之含义最为接近的英文词语是gloating(通常译为沾沾自喜)，或malicious joy(邪恶快感)。

    在心理学研究的英文文献中，凡指幸灾乐祸，必借用德源词 schadenfreude，其中，schaden作为德源词根，意为破坏，而freude，意为快乐。《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89)对该词的解释为：因他人的厄运而快乐。除了中国人和德国人，古代以色列人也在自己的语言中，为幸灾乐祸留下了一个专席：“Simha La-aid”。

人类对幸灾乐祸的研究向上可以溯至古希腊

　　曹文认为，人类对幸灾乐祸的研究，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和短暂的历史。思辨式的研究向上可以溯至古希腊，向下可以到达尼采。古希腊的先哲们往往把这种对别人遭受厄运而感到高兴的情感反应和嫉妒这个古老命题联系起来谈，由此可以推想的是，嫉妒有多古老，幸灾乐祸就有多古老。

    古希腊学者对幸灾乐祸还赋予了鲜明的伦理评价：如在《斐利布篇》中，称这种笑为不公平和邪恶的，并建议人们要尽可能地来控制和超越这种笑。待至尼采，其《论道德的谱系》中关于幸灾乐祸的诸点论述，因更加深刻而连贯的思辨成为后世心理学假设的源头。譬如尼采认为，个体因内群体低劣感到的情感痛苦，会在成功的外群体遭受失败时，将他们引向幸灾乐祸；幸灾乐祸提供了一种阴暗的快乐，因为这种快乐并非由直接竞争获得；尼采相信，那些发生在与自身相关的领域的幸灾乐祸是强度最大的。

海德首次从心理学意义上区分了同情与幸灾乐祸

    上世纪50年代，海德首次从心理学意义上区分了人类对他人厄运的两种不同效价的情感：同情与幸灾乐祸。前者与他人感受一致，同为消极效价；后者与他人的消极感受不一致，属于积极情感。海德对幸灾乐祸的开创性工作，在20世纪后半叶对嫉妒的研究中得到了延续。

    从90年代始，针对幸灾乐祸的实证研究日益增多。国内学者对幸灾乐祸的研究成果始见于2004年。目前来看，国内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幸灾乐祸的内隐性和脑机制。

幸灾乐祸是一种基于社会竞争和社会比较的社会情感

　　曹文认为，幸灾乐祸关乎他人命运，其心理学研究，最初可以看作是嫉妒研究、社会比较研究、归因研究等相关领域的副产品。嫉妒是对他人命运的一种消极体验，而幸灾乐祸是对他人命运的一种积极体验，能引起释放者的良好感受。左半球大脑受损的患者，更加不能识别幸灾乐祸，而右半球受损的，更加不能识别嫉妒。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否会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群体的厄运产生幸灾乐祸，是视情境而定的。影响幸灾乐祸产生的因素众多，而在多因素中哪种才是主要的，也要视情形而定。

幸灾乐祸是一种阴暗的“底部”情感

　　一些研究直接提到这种情感的阴暗与“非法”。如何理解它的阴暗。尼采认为同样是感到快乐，但通过直接竞争来导致别人遭受厄运，与在一旁坐看别人倒霉是不同的。后者享受的快乐，更加阴暗与“非法”。

　　在对群际幸灾乐祸的研究中发现，幸灾乐祸既区别于含有轻微恶意与偏见的骄傲、沾沾自喜，又不同于显露直接恶意的愤怒和竞争，因而尤其阴暗。

　　曹文认为，幸灾乐祸的阴暗性究竟可以达到何种程度，目前尚无定论。关于这一点，以往研究呈现出一些充满矛盾的线索，它们似乎暗示出，幸灾乐祸之阴暗度可能超出我们现有的想象。在一些研究中，认为只有中等强度的负性事件会引发幸灾乐祸。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如果有之前的厌恶作为先提条件，那么严重的人命事件，也可以引发幸灾乐祸。有研究认为无论主角遭受的厄运是否应得，都有可能激起人们的幸灾乐祸；或无论之前双方关系亲疏，都可以引起幸灾乐祸。

　　除去阴暗(insidious)，Watts在总结包括古希腊、尼采和弗洛伊德等学者对于幸灾乐祸的经典论述时，更用到了“底部”(base)一词，认为幸灾乐祸归根结底是一种“底部”情感。具体而言，其意义可以从低下、内隐和重要三个角度去理解。

低下：幸灾乐祸是绝不掩饰的恶性快乐

    对于低下，西方先哲和思辨时期的心理学家提到幸灾乐祸，无不站在道德的高点对其进行宣判。柏拉图称它为不公平和邪恶的，并建议人们尽可能超越它。叔本华称它是绝不掩饰的恶性快乐，没有任何东西比它在道德上更加的毫无价值。

中国人与德国人一样不惮承认幸灾乐祸情感的存在

    康德说：幸灾乐祸使得人类心中的恨变得可见了。一些不承认幸灾乐祸的文化，实际上是不愿看见自己心中的恨。正因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人性恶”的分支，中国人不惮承认这一情感的存在。因此，与德国人一样，我们会在语言中创造一个专门词汇来描述这种感情。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人们更加不允许自己从意识上对他人的厄运产生快乐的感知，幸灾乐祸的内隐性就尤其高。

    曹文说，笔者曾将幸灾乐祸的外显问卷分别施测于中国学生和留学生，有英美文化背景的留学生当席表示，这样的问题应该去问中国人。然而 Watts的传播学研究却指出，美国人长期以来对反映他人真实的悲惨经历和灾难性事件的电视节目始终抱有消费热情。

    从以往研究来看，即使是在幸灾乐祸内隐性较低的文化中，如中国、希伯来，幸灾乐祸的测量结果也往往难以直接获得。也正因为此，近年关于幸灾乐祸的研究均指向内隐方法及生物方法。

幸灾乐祸是镌刻在人脑奖赏区域的进化印迹

    道德上低下、呈现上内隐的幸灾乐祸，对人类而言是否微不足道。近年的生物取向研究已经向人们证实，幸灾乐祸是镌刻在人脑奖赏区域的进化印迹。如果存在一座人性的大厦，幸灾乐祸这种古老的情感，是位于基底部分。虽然以往被科学取向的研究者瞻顾甚少，它仍是一种十足重要的人类情感。

幸灾乐祸不利于人际和谐具有反社会性

　　曹文认为，幸灾乐祸是因别人的痛苦而快乐，众多的研究都提到这种人际情感的不协调性，认为它是可能引起冲突的、威胁性的行为。虽然对它引发的直接行为后果的研究不多，但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幸灾乐祸对帮助行为的影响。

谁更容易成为幸灾乐祸的目标

　　一种观点认为，基于社会比较，高成就同辈、高地位者，或在某方面具有高技能者，具有这样特点就足以构成成为幸灾乐祸对象的基本条件。更细致的考察来自于应得性的研究。应得理论认为：处于低地位的观察者对于自身低地位的应得和不应得的看待方式，会影响他们对一个处于应得或不应得的高成就者的看法，以及高成就者遭受应得或不应得的厄运时观察者产生的幸灾乐祸和同情。观察者自身地位的应得性、高成就者成功的应得性、高成就者倒霉的应得性，这三方面的应得性评价会综合决定一个高成就者是否成为幸灾乐祸的目标。一般来说，个体对他们自己的不幸事件越负有责任，就越会激起别人的幸灾乐祸而非同情。一些学者在应得性与幸灾乐祸之间加入了试图纠正先前的不公正感的因素，从而发现了以下路径：应得-不公-愤恨-幸灾乐祸。

　　幸灾乐祸与嫉妒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论题。幸灾乐祸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嫉妒研究的副产品。一些观点认为，幸灾乐祸只能倾注于某个被嫉妒的对象：幸灾乐祸就是嫉妒的另一面，目的是为了消除嫉妒的痛苦；但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如果嫉妒里没有怨恨，就不会产生幸灾乐祸。

　　从嫉妒出发，一些前因研究把愤怒、怨恨、厌恶等负性情绪从嫉妒中剥离出来，认为这些先前存在的针对幸灾乐祸目标的负性情绪比嫉妒更能预测幸灾乐祸的程度。

　　目前为止仅有一项研究提到了衡量谁会成为幸灾乐祸目标的双维度：温暖性和竞争性。温暖可以看作是关系维度而竞争性可以看作是目标维度，本文将这一思想认为是幸灾乐祸前因研究中关系定向和目标定向的折中观点。

　　“置身于满目残骸之中的我感到雄壮无比”、“没有残酷就没有节日”。到目前为止，幸灾乐祸讨论的主体都是人。然而我们有没有可能对灾难性的事件或场景本身产生某种隐匿的快感，而不论这个灾难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人类“主角”这或许也是一个问题。

存在争议的普遍与差异性规律

　　对于性别因素在幸灾乐祸中的影响，不乏感兴趣的研究者，但研究结果可谓五花八门：Singer等人认为基于更强的报复心，男人更容易幸灾乐祸；Piskorz等人认为女人会根据与目标对象的亲疏关系来产生不同程度的幸灾乐祸，而男人的幸灾乐祸不依据这种关系；van Dijk等人则认为当与主角性别一致时更容易产生幸灾乐祸。

　　幸灾乐祸规律的文化差异也开始被个别研究者注意到，如Nagel对美国与欧洲人的幸灾乐祸差异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事实上，中国、以色列、德国等在语言中有幸灾乐祸专门词汇的文化，与英美等在语言中没有该专门词汇的文化，是否在幸灾乐祸的某些环节存在差异性规律，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幸灾乐祸研究领域，Leach等人和Fiske的系列研究集中在群际幸灾乐祸，而大部分的其他学者专注于个体幸灾乐祸的研究。目前尚无研究者注意到群际和个体幸灾乐祸是否存在某种差异性规律，而这也给未来研究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