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群：亲亲相隐是对人类人伦精神的让步

发布时间：2012-10-01 作者：

   
    亲亲相隐是我国刑事法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项制度，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我国当代的立法中却无其踪影。刑事政策中必须蕴含着人伦的思想，否则就无法贯彻实施。



    立法网实习记者  小蚕

    骆群在《东方法学》撰文指出，亲亲相隐，是我国刑事法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项制度，是对人类最原始本原时刻透发的人伦精神的让步，是人们智慧的结晶，而我国当代的立法中却无其踪影。

亲亲相隐制度化始于秦代

　　骆文说，将亲亲相隐制度化从而进行法律规定，一般都认为是从秦代开始。

    根据秦墓竹简记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由此可见，秦朝虽然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但是并没有完全禁止亲属相隐，只是明确规定子女不许告发父母或证实父母有罪，而没有规定尊亲属容隐卑亲属的义务。因此，秦律这种单向的“子为父隐”的规定，相对于以后的亲亲相隐制度来说还很不完善。

双向的亲亲相隐始于汉宣帝时期

　　骆群认为，首次将单向的亲亲相隐转变为双向的亲亲相隐，是在汉宣帝时所实行的“亲亲得相首匿”制度。

    汉宣帝地节四年时，专门下诏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不过，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的范围还仅限于父母与子、夫与妻和祖父母与孙，即所谓的大功之亲的范围内。并且，还规定了首匿的顺序不同所具有的不同效果：凡属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这一顺序的，犯罪不坐；凡属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这一顺序的，若犯死刑，可以上请。因此，汉代虽是双向的亲亲相隐，但并非对等的双向。但是，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的诏书，“首次从人类亲情的本性出发解释容隐制度的立法理由；首次用容许隐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孙为夫、父、祖隐在法律上的正当性；也首次间接或部分承认尊亲属为卑亲属隐的‘权利”。这些规定此后为历代刑律所遵循。

官吏不得让亲亲之间互为作证始于东晋

    东晋元帝时，官居大理的卫展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何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是祖父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奸生矣。”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据此可见，东晋时期的亲亲相隐制度不仅得到延续，而且内容也进一步得到扩大。不仅包含了亲亲之间不得告发犯罪，而且官吏也不得让亲亲之间互为作证。

子证母罪要给予刑罚始于梁武帝

    南朝宋高祖时，侍中蔡廓建议：“鞠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全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鞠之诉，使民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此建议被采纳，于是法律不再要求子孙作证，从而使容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梁武帝时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鞠，证实母罪，法官虞僧虬称：“子之事亲有隐无犯……陷亲极刑，伤和贬俗，凡乞鞠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宜加罪辞。”诏流于交州。{13}至此，容隐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不履行不仅要承担伦理道德的谴责，而且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财共居者相隐始于《 唐律疏议》　　
       
    骆文认为，至唐朝时，也是我国古代立法的鼎盛时期，《唐律疏议》不仅是唐朝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使得亲亲相隐也发展成为一项十分完备的制度。其中，《名例律》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总原则：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据此看出，唐律规定的是同居相为隐，即凡是同财共居者，不论是否同一户籍，也不论有无服制关系均可相隐。

    为了落实这个总原则，唐律作出了10种规定：(1)不仅藏匿上述犯罪亲属不罚，“及匿得相容隐者之侣（亲属的同案犯）亦不坐”。(2)通报捕摄消息令亲属脱逃者不罚。(3）审问官不得逼亲属作证，违者有罪。(4）不得告发尊亲属。告祖父母父母为不孝，处绞；告其他有服尊亲属亦有罪。被告发的尊亲属视同自首减免处罚。期亲以下尊卑“相侵犯”者可以告发。(5)不得告发卑亲属。“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但父祖告子孙即使诬告亦不坐。(6)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后不得因惧罚复捕得送官。(7）不得捕缚与自己共同犯罪的亲属赴官自首。(8)在审讯中不得已附带吐露亲属之犯罪者，不视为告发。(9)捉奸时因捕捉与亲属行奸的外人而牵露亲属之奸罪者不视为告发。(10)谋叛以上国事重罪不得相隐，必须告发。

宋以后沿袭唐律略有变化

　　宋朝时的《宋刑统》的规定沿袭了《唐律疏议》，元朝的《大元通制》也对“亲亲相隐”有所规定：“诸子证其父，奸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妻得相容隐而辄告讦其夫者，答四十七。”

    明、清时期的法律规定也基本继承唐宋以来的法律规则与精神，但略有变化。主要变化有：(1)关于《名例》“亲属相为隐”原则，明清律增加妻之父母、女婿得相容隐，又改“部曲奴婢为主隐”为“奴婢雇工人为家长隐”。(2)关于谋反等不得容隐，自明律至清末《现行刑律》均于《诉讼》门增列“窝藏奸细”一项，明定不得容隐。(3)在“知情藏匿罪人”条，取消“匿得相容隐者之侣（同案犯）并不坐”之规定，明清律皆同。(4）合唐律“告祖父母父母”、“告期亲尊长”、“告大功尊长”等条为一条曰“干名犯义”，刑罚大为减轻。如告祖父母父母从唐律绞刑减为杖一百徒三年。此外，自明律至清《现行刑律》增加妻之父母女婿见义绝者许告发得不容隐之规定。(5)关于告卑幼，明清律增加被告发之女婿亦同自首免罪、被告发质小功缌麻亦得减本罪三等之规定，比唐律对远服卑幼更加优惠。《现行刑律》还增加亲属行强盗时被盗之亲属得不容隐可告发、亲属犯流罪而逃回者惟父祖子孙夫妻雇工人得容隐，其余亲属不许容隐等规定。

近代亲亲相隐制度被改造后得以保留

　　骆文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法律制度与法学思潮的深刻影响，我国法律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与转型，使长期形成的中华法系诸多特征都已消失，但是，亲亲相隐制度被改造后仍然得以保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大清新刑律》第180条、《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同条、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77条、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67条均规定为亲属利益而为者“免除其刑”或“减轻其刑”。

    (2)关于放纵或便利脱逃，1935年民国刑法典第162条规定间接便利亲属脱逃者得减轻其刑。

    (3)关于伪证及诬告，1928年民国刑法典第183条规定为保存自己或亲属名誉而为者免刑。

    (4)关于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民国暂行新刑律之《补充条例》第2条及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64、167条均规定为保护亲属而为者免刑。

    (5)关于赃物罪，1935年民国刑法典第 351条规定为亲属匿赃销赃者得免刑。

    (6)关于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180条、第186条、第191条，同年公布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307条分别规定：近亲属得拒绝证言，其自愿作证者不得令具结（宣誓），司法官不得讯问恐证言有害亲属而不愿作证之人。

    (7)关于对尊亲属不得自诉。1935年民国刑诉法第32条规定对直系尊亲属（包括姻亲）或配偶不得提起自诉。

　　骆群最后指出：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亲亲相隐制度一脉相承、经久不衰，但是，至新中国成立后，于1979年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亲亲相隐制度作为封建思想糟粕而被彻底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