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辉：以漫画为线索-近代中国日本观之变迁

发布时间：2015-09-17 作者：

    据史志记载，1895年马关谈判时李鸿章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作了如下预言：“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子孙孙永成敌仇，传之无穷。”此后五十年乃至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句话。


   

   
图1 《新民丛报》1903年第32期封面

      
图2 《醒狮》1906年第1期封面

 

    现代社会对不同国家的动物比喻（甚至包括国家拟人化，如日本漫画《黑塔利亚》所做的那样）大多蕴含着调侃、戏谑的娱乐味道。其中不仅有“他者”的认知，还有自我认识的成分。

    中国作为华夏古国，看待他国难免抱持自上视下的姿态，“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①。近代史上，面对外国侵略势力，国人依旧以华夷之辨的传统观，蔑称西方人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创造性地将“洋”人同“羊”联系起来。对“流毒最宽、贻祸最久”的“洋教”，敏感而愤怒的国人发明了“猪叫”“耶稣猪祖”“猪精”等攻击名词。②这种对外国鬼化、兽化的倾向与上述国家动物譬喻有一定关联，但多数情境下更具随意性。且听20世纪刚刚到来时，青年李书城的呼喊：“呜呼，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年病狮之傍。”③豺狼虎豹窥伺中国的话语，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不禁让人想到那幅著名的《时局图》。

漫画中的日本

    （一）列强时代

    动物，是漫画常见、不可或缺的素材。在漫画中，动物不仅以可爱有趣的形象出现，有时它变得夸张扭曲，从而成为讽刺性面目直指人类。譬如北伐战争期间，漫画中把帝国主义画成乌龟，将军阀画成狗。①国家在漫画中也时以动物化身。《时局图》是列强面目的集中展示，也是领土入侵危机这一题材的开端。关于《时局图》的创作时间、作者、版本问题皆有争议，综合各种意见，笔者倾向于该图是由谢缵泰在1899年创作（图3），1903年上海《俄事警闻》创刊号以木刻技术临摹并简化发表（图4）。现在人们所见的流行版本最早刊登在《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号上，根据图中信息和所附题词，大致确定为1900至1904年间的作品（图5）。②

 

   
图5 《时局图》②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的几年里，列强在中国竞争日趋激烈，“瓜分”迅即成为国内外舆论的重要议题。③三个版本的《时局图》形象地展现了列强瓜分的实态，给人以深刻的危机感。雄霸北方的俄国（熊）和盘踞长江流域的英国（狗或者虎）是列强的两大主角。其他列强分别是美国（鹰，占据菲律宾，向中国飞来）、法国（蛙，以印度支那为根据地，伸向云南、海南等地）、德国（蛇或肠，盘在山东半岛）、日本（太阳，长有四肢，魔爪触及台湾和朝鲜半岛）。俄英的主角地位不仅能通过各代表动物的体型大小反映出来，④而且第一版下方的注释就是围绕俄英而作：俄（妄霸无耻），英（保国通商），法（志拓已属），美（念亲助英），日（助英拒霸），德（无量大欲）。《时局图》中的日本似乎处于边缘地位，不过是种假象。甲午一战而胜，日本对华观感完全逆转，从此以东洋盟主自居，与此同时，它力图入欧，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时局图流行版本的题词代表了中国人对此的感受：本是同文同种、唇齿相依，为何夺我台湾还步步紧逼？⑤

    与《时局图》较为相似的一幅图《中国与列强》刊在1907年的《中国新报》上（图6）。图中，环伺中国的依然是英、俄、法、美、日。北方的两只狼代表俄国，一只在西北，另一只在东北。代表英国的狮子一只卧守印度，爪子伸进西藏，另一只占据长江中下游。盘踞印度支那的法国虎守望中国西南部，美国身披鸟翅，脚踏菲律宾群岛，手持望远镜，觊觎中国大陆。而日本化身为戏珠之龙，顺势朝向中国，显示出进取之心。正如图中所示，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因战胜白色人种的俄国，便有不可一世的心态，中国在其眼中“进一步沦为蚕食、侵略的客体对象”。①

 

    (二）日本：独角戏

    辛亥革命前夕，东亚的局势已有西方列强作用相对下降、日本影响上升的端倪。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为日本的行动提供了良机。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事与愿违，这次胜利得不偿失：日本企图阻遏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以促进民族主义并使其集矢于日本告终。①反日的声浪在四年后总爆发，汇成一场意义非凡的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的这幅《蛇吞犬食》体现了其时中日关系的紧张感（图7）。

 

    图7 "Chinese Cartoons Used in Boycott Propaganda", Millard’s Review, August 2,1919,p.359.

    简洁的构图中，邪恶的毒蛇（日本）正在吞噬中华民国的领土。据图下英文介绍，蛇腹中膨胀的那部分代表台湾，已入喉中的是朝鲜半岛。依照中国人从右至左阅读的习惯，最右的文字显然起提示引导作用：“诸君请看，中华民国锦绣河山竟被恶毒之蛇、贪暴之犬垂涎日久，吞下大半矣。我同胞速醒大梦，同拒敌仇，逐去虎狼，复我疆土。”其左则是二十一条的诸条内容，填满了漫画周围的空间，最左题着“请同胞以血泪读之广为发布翻印尤佳中华民国全国国民爱国团印”。同样是领土危机，与19、20世纪之交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一国取代了列强成了唯一的主角。

    蛇吞犬食”运用的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比喻，蛇和犬在此皆是贪得无厌的意象。如果这幅图仅仅表现“蛇吞”，那么与之相匹配的则是漫画《贪食小犬死不足惜》（图8）。这幅漫画的作者是五四时期著名漫画家但杜宇。①漫画中，一条小狗正欲吞下象征青岛的鱼，却被“抵制日货”的手紧扼咽喉。

 

    图8 但杜宇：《贪食小犬死不足惜》，《国耻画谱》，1919年左右。来源：毕克官：《中国漫画史话》，第61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被许多学者视为“黄金十年”的1927-1937年依旧内外交困，日本的威胁早在北伐时期制造“济南惨案”就已彰显，九一八事变后日益突出，成为国策不得不应对又捉襟见肘的难题。1931年十月号的《良友》杂志上有一幅黄文农作的漫画（图9）。漫画以母鸡喻中国，以老鼠喻日本，以鸡蛋为东三省。内容简单易懂：“耗子不会生蛋，赶来和母鸡寻衅，妄想攫夺此蛋以为己有。”特殊的时期让漫画和现实紧密地衔在一起。1936年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于上海开幕，引人注目的多是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②其中穆一龙的《蜿蜒南下》（图10）采用水彩画法，蛇的形象再次出现。漫画中的蛇穿过长城（或山海关），一路南下，十分醒目。东北沦陷后的华北危机让国人感受到战争在步步逼近。

 

    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漫画家们和其他不愿屈服的中国人一样用自己的行动投入抗战的洪流之中。他们以笔为武器，以漫画为战场，努力作抗日宣传，发动“漫画战”。从1937年到1945年，漫画是整个民族强有力的教育、宣传工具。它记录了灾难、战争，见证了时代的转折。①无论是匍匐在中国大地上的长蛇（图11），还是横行无忌的蜘蛛（图12），都成了抗日军民制伏的对象。

 

图11 高龙生：《让其头而斩其尾》，《抗战漫画》1938年第4期封面。①

    值得注意的是梁中铭的《我们不怕鲸吞！我们只怕蚕食！》（图13）。它发表于1938年《抗战漫画》第3期，漫画下图把中华民国领土处理成叶子的形状，几条虫子大口进行蚕食。几年后，《抗建通俗画刊》刊载邵恒秋创作的《日本的今昔》，别具匠心（图14）。同样分上下两图，上图日本虫子蚕食中国桑叶，与梁中铭漫画的下图相类似，代表日本的“过去”；而“现在”，中国由桑叶一变为雄鸡，中日胜负前景陡然不同往昔。①其时，太平洋战争已使中日冲突与日美战争融为一体，中国真正成为全球性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份子，前途变得明朗。②丰子恺《漫文漫画》中有一幅极具象征意义的漫画——中国这个巨人坐在地上，一手握着枪，酣酣沉睡，一群蚂蚁在日本旗帜的带领下蜂拥而至（图15）。他就此评论道，中日战争是“巨人与蚂蚁之争，只要巨人醒来，无须用枪炮，只用一只手即可将进犯的蚂蚁碾死”。③到了1945年8月，丰子恺的愿望终得实现，中国巨人赢得一次划时代的胜利。

 

中国人的日本观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形象时而是蛇，时而是虫，时而是鼠，时而是蚁。它们与中国的土地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至少在这类题材中，漫画完全屏蔽了娱乐的功能，它提供的是生动的同时又是严肃的具有教育性的讯息。动物的形象激发出人们的厌恶、恐惧与愤恨的复杂情感，这是受害者对加害者的反应。动物的意义是什么呢？彼得·伯克的解释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当一个群体与异文化遭遇时，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第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无视两文化间的差异，将它们类比，把他者看作自我的反映；第二种恰恰相反，将他者有意或无意建构为与自己完全对立的模式。而且这两种反应很容易使我们对他者的印象变成套式（stereotype）——一种简单、粗糙、扭曲的思维模式。并不能说套式没有正面的，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套式对他者持敌对、蔑视或至少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与“我们”不同，“他们”非我族类，是低下的动物甚至怪物。这可以用W.J.T.米歇尔在其书中的一句话概括：“动物代表社会他者的所有形式。”①

    伯克所说的是两种异文化刚刚碰撞或者信息来源阙如、不对称的情景，当两者产生充分接触、互相深入了解，套式的魅力会大大减退。在与西方的频繁交往中，中国人心中所构建的华夷秩序渐次崩塌，情愿或者不情愿地纷纷接受当时国际关系的现实。当然，我们不能轻视套式的持久性、滞后性，大国心态、华夷之辨在中国近代史上时隐时现，未曾真正离去。在对日认知方面，尤其如此。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的岛国迅速崛起于东方在令人惊羡的同时也激发国人更复杂难堪的情绪，因为它的强盛给中国带来了屈辱——自从甲午战争战胜后便与列强同分一杯羹，让中国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之后野心膨胀，得寸进尺，大举入侵中国，使其蒙受沉重的灾难。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形成独特日本观的根源所在。

    甲午战争是决定中日两国近代命运的大事件。战争期间一股“剿倭”“征倭”的舆论颇堪玩味。一篇《纵论中倭大势》道出传统华夷观的对日认识：“今夫倭奴，一东瀛岛国耳。其土地弹丸蕞尔，尚不及于新罗，其风俗驳杂浇漓，又远逊于中国。”在一片征倭论中，有的制定讨伐日本的具体战略，有的仅仅是做了直捣日本三岛凯旋而归的梦。连诗人黄遵宪（具有讽刺意味的他写过《日本国志》）也表明了征伐东瀛的雄志：“马蹄蹴踏西江水，相约扶桑濯足来。”即便是日后中国“羡日”“师日”，仍挡不住社会中那股“征日”“防日”的强大潜流。②

    1914年一本小学教科书《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因“排日文字”引起了日本的干涉。书中的一篇《民气说》写道：“彼区区之岛国，犹时存一席卷神州之野心者。异日，吾国自强，将粪除彼土，以为吾族之公园已而。”对日本野心的清醒认识和强烈反感跃然纸上。五十年来日本的所作所为“以中国的沉沦为代价”，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不过是“丑恶、凶暴的帝国主义”。日本战败后，一个文人以民谣的形式，总结这段历史：“愚妄倭酋，滥想鲸吞我神州。既夺我台湾，又灭我琉球；侵占沈阳城，又来犯卢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堪笑日酋，硬驱倭民把死投。两足陷泥塘，想抽不能抽。进兵不能进，收兵不能收。纸老虎戳破真正丑。结果是日本的蝗军威风一笔勾……”①不管是词汇的选择还是流露的心态，始终保持惊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中国对日本的负面观感、贬斥现象不是偶然泛起的浪花，而是历史传统因素和近代史实交错的产物，是历史经验与群众心理共谋的结果，影响久远。时至今日，我们仍未完全摆脱日本负面形象的遗毒。很多人都知道网络上有一张非常有名的动态图，中国鸡吃掉了日本这只虫子。又如，在2015年某一期《光明日报》上刊载范曾等人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作词。这几首词皆以“满江红”作词牌，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祭”为题。②贬义名词充斥其中：虺蝎、凶兕、夷酋、蛇蝎、贼蛇盗蝎、东夷孽类……
 
小结

    据史志记载，1895年马关谈判时李鸿章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作了如下预言：“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子孙孙永成敌仇，传之无穷。”③此后五十年乃至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句话，漫画不过是其中的一类史料而已。

    柯博文认为1931-1937年间日本问题对中国政治起着巨大而又复杂的影响，是它促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④实质上，就日本因素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流变所起到的作用而言，这一时间段还要向前伸、向后延。十分遗憾的是，这种作用使日本站在了国人认知的对立面。笔者在文中援引不少含有令人不快的漫画和字句，并没有激起某种情绪的企图。只是，现在我们对日本的看法也许无法摆脱一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东西掺杂其中。⑤如何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视角，深入挖掘中国人笔下日本形象形成的源头，探究国家形象对中日交往的影响，在客观的历史认知基础上汲取处理中日关系的智慧，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学术课题。



原文标题：近代以来中国日本观的一个侧面：以漫画为线索的考察

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立法网  小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