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野：古蜀史探寻回顾与思索

发布时间：2012-12-27 作者：

    纵观历代学者对史前古蜀历史、文化的探索、寻根，有过三次“高潮”，即一.“汉晋时期的大家探访著说”；二.“20世纪4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的近代巴蜀文化研究”；三.“1986年后的当代巴蜀文化研究”。东晋之后至民国40年代前的历代学者的探索虽然没有停止，但均没有形成为高潮和呈现出前后代的高潮中作产生的高位探索成果。三次“高潮”历史背景各异，内容各有特色，累积的研究成果可谓洋洋大观、硕果累累。近代这次高潮由于四川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考古大发现而最为响亮，最沾地气且集大成，奠定了四川在先秦前成为中国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宏基。
 

 

    回顾历代学者对四川史前古蜀历史的苦苦追寻，我们不禁感叹万千。淘沙存金，取精用弘，温故知新，护根图茂，乃今蜀人担当所在：

汉晋时期的大家探访著说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开明十二世的古蜀国灰飞烟灭。即便当时的古蜀国有自己的文字留迹，虎狼秦师的倾覆和后来在秦始皇的焚书浩劫中也将其燔焚殆尽了。除了传说和神话，古蜀国几乎什么也没留下。后人只有在那些传说和神话中抽丝剥茧，去伪存真中去求索，延续了两千多年，也还是浑浊难清。

    我们很难想到，历史上第一个对蜀地进行实地考察的文化使者竟是史圣司马迁。司马迁是第一个笔书古蜀国历史的史家。古蜀国灭亡206年后的公元前110年，35岁的司马迁奉汉武帝之旨考察巴蜀、滇黔地区，设身处地地考察了蜀境西域地区。“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实地考查成果都注入到了他的巨著《史记》中的“五帝本纪”，“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张仪列传”，“李斯列传”，“苏秦列传”，“大宛列传”等篇的内容中。而司马迁留给我们的蜀地状况基本上是汉武帝时期作为“蜀郡”等地的地理、民族、治所概况，比较粗略。当时司马迁出入巴蜀、滇黔之地考察时的道路是非常崎岖艰险，交通工具十分落后，加上他所经之处多为群山峻岭，所以司马迁的这次考察是非常艰辛并耗费许多旅途时间的，而司马迁身负浩大著史使命，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他细访逐查。距离最后的古蜀国灭亡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206年，加上语言（时原住民的‘左言’未象‘车同轨，书同文’那样规范，秦也未施‘语同音’国策）障碍，习俗差异等原因，最重要的是当时的蜀地完全就不具备司马迁察访古蜀国历史与文化的条件，古蜀国的历史在当时早已人间蒸发。作为大汉首席史官也没有去为一个已经消亡的方国寻根问祖的任务。所以司马迁不可能作出一篇我们后人所期望的具有史学价值的古蜀国历史考察报告出来。但迁著中也有一些十分难得、宝贵的史迹的叙述，如关于“西陵之女嫘祖”、“蜀山氏女昌仆”；张骞“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以及西汉时期蜀地众多风土民情，地望，民族地域辩分等等记载，弥足珍贵。

距古蜀国灭亡280多年后 蜀地的文态经过汉初蜀郡

    守文翁的兴教开治后，已经出现与齐鲁比肩的繁荣盛况。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西汉末，一代大儒扬雄萌发了为史前古蜀著史的想法，撰著了《蜀王本纪》。成为历史上第二个笔书古蜀国历史的史家。扬雄与司马迁不同，他是怀有浓郁的乡土情感而为（他还创作了《蜀都赋》等名篇）。因为他是蜀人，耳闻了太多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蜀王本纪》是我们至今能够看到的记载古蜀国最早、最详细的典籍。扬雄在《蜀王本纪》中首次叙述了古蜀国“五祖”的名称与排序：蚕从、柏濩、鱼凫、杜宇、开明与各王的大致状况。由于扬雄著《蜀王本纪》的时间距古蜀国消亡的公元前316年已有280多年，他著《蜀王本纪》的依据只能是依靠口传的历史与民间传说，所以他既不是当事者也不可能具有现代考古的各种方法与手段，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他的使命感与家乡情愫的溢发。这一点和与他有着同样情感色彩、他之后的东晋史家常璩相似。他们都有为蜀人正名，为蜀地争光的乡土情结。可惜，扬雄的努力和夙愿都因为保存、年久散失等诸多原因没有象他其它诗赋、著作那样得到完体遗传。后人东晋的葛洪在他的《西京杂记》第三卷(公元284年—343或364年，距今约1650年)有明确记载：“杨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音欠.古代以木削成用作书写的版片），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以为裨补（增加补益）輶轩（古代使臣乘坐的一种轻车）所载，亦洪意也。”扬雄走街串巷，煞费苦心、访老寻迹梳整的蜀史专著《蜀王本纪》竟在历史流传中散失殆尽。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蜀王本纪》均为后代各史著中引用《蜀王本纪》的段落汇集而成的。“最早录下扬雄《蜀王本纪》古蜀史迹的，是晋代刘逵给左思《蜀都赋》做的注。那段佚文是古蜀史中最概括的一节，相当重要：‘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冯广宏《三星堆勾起古蜀正史人类诞生前的古蜀史》）北宋皇家启动编纂的《太平御览》，抄录的段子最多。我们现在所阅读和经常引用的《蜀王本纪》是经明代史家郑朴整理编辑的，原著中的许多信息的丢失，为一大憾也。即使这样，我们也能够从残留的《蜀王本纪》中获得具有唯一性的史前古蜀国的大量信息资源，而且《蜀王本纪》提供的“杨氏古蜀信息”中不少内容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可以这样说，至今，我们能够拥有最接近史前古蜀国历史的文字记载的文献就是残缺的《蜀王本纪》，除非有象“清华简”那样的信史奇迹出现，这一现象方可有大的突破与改观。

    到了东晋中期，距古蜀国灭亡的前316年已过去了560余年，历史迎来了第三个笔书古蜀国历史的史家常璩。东晋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49年—355年），常璩的《华阳国志》问世。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首开我国地方志的先河。也是最早、最全面、最详尽、最规范的四川历史、地理、人文的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和扬雄的《蜀王本纪》同样，非官方旨派，而是个人行为。

    《华阳国志·蜀志》关于古蜀国的内容大多取材于《史记》和《蜀王本纪》，但常璩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收集的史材，所著内容均有增篡。其中对古蜀国最强盛与灭亡的记载，也许是常璩的考察成果（也可能是扬雄《蜀王本纪》散失的内容），堪称经典：“蜀王开明氏继杜宇立国,共传十二世。丛帝生卢帝，卢帝至雍。生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僰。”；“王（指古蜀国开明十二世国王）遁至武阳（今彭山县东北），为秦军所害（中了毒箭）。其相、傅及太子至逢乡（古逢、彭音相同。今彭州），被杀死于白鹿山（在今彭州白鹿镇），开明氏（古蜀国末代国王开明十二世）遂亡。”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叙述都到位，缺乏的是细节和出土文物的实证。

    以上汉晋三大史家司马迁，扬雄，常璩可称“古蜀史三大先驱”，个个不凡，都是历史上令人振聋发聩的大家级文豪。他们钟情于古蜀国，落笔著说之因，应该和曾经辉煌的古蜀国历史文化留下的那些民间传说不无关系（这要到他们在世后2000多年后才得到实证）。古蜀国由强盛走向末世，奢靡成风，积弱不堪是为其原因，秦大将司马错率少于蜀军十倍之秦军攻蜀，所向披靡，几月内即一挥而就，方有一鼓作气挥师灭巴的底气与实力。可见当时十二世开明王朝是多么不堪一击。开明前世的强盛没有得到传承，致使国亡族灭。曾经“沃野千里，不知饥馑”的“盛世”（双刃剑也）带来的富国风貌和先王们的功德业绩自然会在民间百姓中世代相传，当然不免带有当时在流传中固有的浓厚神话传奇色彩和出现夸张、省略的变形现象，就象我们现在口传前代野史故事桥段现象一样。

    “蜀史三大先驱”著古蜀史即受益于民间口碑也疏于口传的变形，再就是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古蜀时期是没有文字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没有传世史籍之说。当今，不说远的，没有当事者的文字或语音（或录像）纪录，就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也是难以甄辨清楚的（法律事件尤为多见）。所以，“蜀史三大先驱”也同样会受到一些误导。年代久远，不免也会出现一些混乱。再有就是长期受到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缺乏科学、客观的辨析能力，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时时注意的。

    古蜀国开明二世卢帝曾经攻打到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南），将汉中地区一并纳入古蜀国版图，这样强大的一个“方国”，没有雄踞西南，成为逐鹿中原的一方诸侯；若干年后反倒毁于自己曾经打败过的秦国。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无疑是文化的巨大反差所致。秦灭蜀时是战国后期，秦国早已融入了当时中国最强势的主流文化——中原文化，历经了“百家争鸣”文化高潮的升腾和“商鞅变法”等励精图治、兴国图强的洗礼，与被蜀国开明二世战败时已经是时过境迁，大相径庭，秦国成为了战国七雄的首霸，而且正图谋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届时秦国国君秦惠文王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明君，又有张仪、司马错这样的文武雄才。而开明十二世领导下的古蜀国朝野享乐成风，已经相当衰败，军队涣散无力、刀枪锈钝，不堪一击。关键是仍处于“不晓文字”的封闭、偏安一隅、妄自尊大状态，这不仅造成了古蜀国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没有文字的亚文化现象，缺乏国家政权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文化提升之要素，也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谜团，至今无法释解。最后，古蜀国被宫廷的兄弟猜忌、内讧给葬送了，这应该说是带有必然性的，历史上也是一种常态现象。最令人玩味的是开明十二世这个昏君不仅政治上排挤自己的兄弟，将兄弟分封到涉及当时牵系蜀国安危最重要的北大门“苴国”（今广元昭化一带）驻防，还不容兄弟与巴国交友而发动兄弟相残的北伐，兄弟无奈求助巴国，巴国求助秦国，直接导致秦国获天赐良机，一举灭蜀亡巴，享尽连续两次获渔翁之利，将巴蜀膏腴粮仓之域一并揽入秦国的疆土。秦国逐鹿中原、统一中国，无不得益于因得巴蜀所获得的丰厚的粮食供应、军备后勤、兵员的充实，以及从关中南下和顺长江东进功楚的双向攻略态势。秦国占尽天时地理之势，仅过了95年，司马错提出的“得蜀既得楚，得楚既得中原，得中原既得天下”的秦国图霸国策就在秦始皇时期得以实现。我国历史上上演过多少出“孙卖爷田不心疼”，“内讧亡国”的悲剧，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周期律”的重演：桀，纣，幽，秦二世，汉献帝，蜀汉刘禅，晋愍帝，唐哀帝，南唐李煜，宋钦帝，明崇祯，清同治、宣统，我们都能够看到开明十二世落魄的背影。这些败家子亡国之君，他们的前辈父祖们，哪一个不是浴血奋战、劈荆斩棘开邦建国，呕心沥血的创世豪杰。当然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的独有和专利，古希腊、古罗马也是被奢靡享乐与纵欲搞垮的。基督教所把持的“政教合一”国体，在欧洲延续了长达千年（公元5世纪——15世纪）的“中世纪”统治，后来也因腐败泛滥，神灵被亵渎而出现数起宗教改革运动与宗教战争，导致“政教合一”最后解体。星火燎原，波澜壮阔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最终使基督教归于本真，再也不执政了。欧洲人也许因为被压抑太久、太深，所以借力“文艺复兴”，把事情做的特别彻底且比较得体，让宗教回到净化人们心灵的教堂，成为西方社会烹制心灵鸡汤，起到社会精神平衡不可或缺的润滑调节作用。我们似乎对“周期律”比较麻木，习以为常，反正就那么回事，看不到墨迹下殷虹的献血和僵硬的尸骸白骨代价的沉重，九九归一，异族统治也迟早会被汉化，坚挺不灭。这当然是得益于老祖宗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百家争鸣”留给我们的那笔伟大的文化遗产，这种曾经是主流文化，现今仍然是隐形的社会精神平衡体系一直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与性情。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区别之一。到了清末，天主教带着“八国联军”的余威重返中国履行“教化中华”的使命，竟渗透到了中国许多偏远乡村，是谁同化谁呀！才知道目光短浅，视野狭窄，抱固守旧，不能与时俱进是多么危险可怕。更有七十多年前，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抗日战争的警示：“满洲国”的奴化教育，使经历过那段奴化时期的许多东北人到老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日本人做得就有这么彻底！亡国、殖民、灭族不是骇人听闻!所以，古蜀国的可圈可点和遗训都值得我们深思与品味，具有贴切的现实社会意义。奢靡腐败，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败亡的根源征兆。奢靡腐败往往都有繁荣盛世的背景，殊不知经济上的繁荣盛世并不是有多么不得了的事情，哪朝哪代几乎都有，具备和平环境、没有战争，经济发展条件宽松等很快就能达到。作为执政者，就没有理由不创盛世。同时也应该清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盛世和什么是真正的盛世。古今中外，所有圣贤先知，执政者都是要面临与人类的“人性”恶俗私欲本能的较量博弈，怎样应对治国牧民，除了“宽严皆误”，还应该强调物资与精神建设的双轨平衡与构建方能够得到良性、及时的调节，

    和谐的社会管理框架结构才有可能延续与持久。否则，单一、倾斜性的发展，一定都是“问题型”的发展，不平衡的轨道就会造成列车出轨、颠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治国就是治吏”的国家，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老学说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怎样治国与做官、做人道理铺陈展开和阐释的。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孔老前贤们都深深知谙治国，做官，做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做事皆人为，事果因人异。象“治大国如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或问：‘何以治国？’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扬雄《先知》）这些高屋建瓴的精辟论述之基础都来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科学而智慧人生抱负，哪里还有那些小肚鸡肠的卑微算计的市场。

    然而，老子“骑牛西去”，孔子“不可为而为之”，两位大智者非常清楚什么是“任重道远”路途之遥与艰辛，清楚人性中善恶双重本质的把控的难度。两千五百多年前，两人思索了一生，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沉甸甸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文化因此而早熟，而坚挺。



（本文作者：晓野 立法网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