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史：“以妻为妾者 徒三年” 中国古代“顶层设计”为“善法”勾勒岀的五张“脸谱”

发布时间：2019-05-08 作者：

    据张晋藩先生研究，中国古代“顶层设计”曾为“善法”勾勒岀五条标准：其一，“循变协时”，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二，立法为公，“一断于法”；其三，礼法结合，互补互用；其四，注重民生，维护生态环境；其五，禁暴惩奸，保护良善。

   慎子说：“治国无法则乱。”

   商鞅说：“国皆有法。”

    韩非针对申不害推行法治的失败教训，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荀子虽然以礼为本，“礼者，法之大分”，但也认为“法者，治之端也＂。只有重法爱民才能使国家富强，所谓“重法爱民而霸”。

    张晋藩先生曾著书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认识到法之重要，而且认识到法虽为国家所制定，但亦有善法、恶法之分。

    宋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宋人杨时说得好：“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传远。”

    近人梁启超还认为：“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オ可以智，不善者反是。“

    然则，何为善法？据张晋藩先生研究，中国古代“顶层设计”曾为“善法”勾勒岀五条标准：

    其一，“循变协时”，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早在《尚书・吕刑》中便有“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主张变法改制的法家更强调法律应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慎到说：“守法而不变则衰。”

    商秧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还说：“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

    韩非说：“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张晋藩先生认为，法家法与时转、因势立法的观点反映了进化的历史观和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精神。只有所立之法符合社会、国家的发展需要，才可以称之为“善法”。法从实际需要而制定，又根据实际的变动而删修，这就是所谓“循变协时”的法律发展的轨迹。

    明人张居正说：“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

    清康熙帝说：“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

    至清朝末年，国势衰微，民族危机渐趋深重，变法之声日益尘上，而论者多援法家旧说。龚自珍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魏源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

    法家也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反对数变。韩非说：“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他甚至尖锐地指岀：“法禁易变，号令数下者，可亡也。”

    后世持此论者亦颇多。唐太宗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宋人欧阳修说：“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

    其二，立法为公，“一断于法”。

    法律是为了控制社会矛盾不至于乱而产生的，是为公不为私的，但当权者往往借法行私，满足一己之利。因此，早期法家十分重视法的公平性，强调“一断于法”，反对“以私害法”。

    管子以度量衡器来比喻法的公平性，邓析、慎到指出“以私害法，其乱甚于无法”，商鞅甚至把“以私害法”提到“国必乱”的高度。法家之所以如此愤怒抨击，是因为以私害法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扼杀了法律的生命力。既然“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所以，立法为公就表现为“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不分等级一体依功过进行赏罚。韩非主张“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只有以功行赏论罚，才能做到“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正是由于立法为公，所以要求司法官援法断罪，不得借法行私。早在《云梦秦简》中，便有官员渎职的罪名，如不直、纵囚等，司法官不公平执法要受到各种惩罚。

    其三，礼法结合，互补互用。

    在中国古代，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得到礼的规范的肯定，有些规范进而被吸纳入法，体现了礼法结合与互补互用的特点，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以唐律为例，“以妻为妾者，徒三年”，因为妻妾失序，有违礼教；“诸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者”判处流刑，疏议根据《礼经》来解释判刑依据，即“斩衰之哭，往而不返”。

    《大清律例》中，有的条例虽然改动了律文，但因符合社会习俗、民情，而受到民众拥护。如，唐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但清条例改为“若祖父母、父母许令者，听”。由于礼的规范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是根深蒂固的，百姓是拥护和愿意接受的，因而据此所立之法仍不失为善法。

    其四，注重民生，维护生态环境。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说明了民之于国的重要性，周灭商后重大的政策措施都立足于重民、保民的基础之上。重视民生是重民、保民的基点，历代著名的法典都体现了重民的色彩。如：颁行土地之法，给予百姓生产生活条件；制定赋税宽减法，使百姓有可能扩大再生产；保护生态环境平衡，不得濫伐森林、濫捕鱼鉴，以维护百姓的生活环境。自唐代还制定了“务限”法，即农忙季节四月至八月为入务期，务限内不得受理一般性的民事案件，以便不违农时耕作。这些规定既着眼于民生，也是农业之国不断发展的法律保障。

    其五，禁暴惩奸，保护良善。

    这被统治者视为“莫此为先”的大事。为了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发展，必须以严法惩治政治性犯罪、社会性犯罪以及严重侵犯人身、财产的重大犯罪，所谓“重其所重”，非此不足以维持社会的秩序和国家的安定。与此同时，法律还应该保护善良百姓的合法权益，使之安心于生产、生活，这是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重要条件。

原文标题：立法史：“以妻为妾者 徒三年” 中国古代“顶层设计”为“善法”勾勒岀的五张“脸谱”

原文来源：立法网微信公众号

（立法网/编）